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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旗检察院关于法律适用问题的调研

盛立军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检察院通过案例分析、业务咨询和专题座谈等方式，对2008年至2010年5月本院各业务部门办理的案件进行汇总分析，在总结我院关于法律适用问题的主要做法、经验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和工作建议。

　　一、基本情况

　　阿鲁科尔沁旗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对具体案件的处理，无论是在程序上还是在实体上，都严格依据法律规定。具体遵循以下原则：(1)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2)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原则；(3)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原则；(4)专门机关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原则；(5)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和国家赔偿原则。

　　二、存在问题

　　（一）审查批捕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审查批捕阶段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开展不足。
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作为与逮捕并列的强制措施，虽然也具有对人身的强制作用，但其人身强制性较之逮捕有所减弱。这种强制措施在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中本应发挥重要的作用。但取保候审必须以犯罪嫌疑人有保证人、保证金为前提，监视居住必须以犯罪嫌疑人有固定住所或侦查机关能够为犯罪嫌疑人指定居所为前提。但对于外来人口，在适用取保候审时，往往面临犯罪嫌疑人无法缴纳保证金、提供保证人或提供的保证人不适格等问题；适用监视居住时又会因犯罪嫌疑人无固定住所或居所，完全由侦查机关指定居所现实条件又无法达到。这种尴尬局面使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中有时无所适从。

　　2、捕后监督

　　实践中，常发生公安机关对已被批准逮捕的人犯决定释放或变更逮捕措施时，并不通知原批准的检察机关，即便通知，也在释放或变更逮捕措施之后。刑诉法第73条也只规定“公安机关释放逮捕的人或者变更逮捕措施的，应当通知原批准的人民检察院”，至于通知的形式、时间以及释放、变更措施理由等，法律均无明确规定。

　　3、关于追捕问题　　

　　刑诉法第76条规定：“人民捡察院在审查批准逮捕工作中，如果发现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有违法情况，应当通知公安机关予以纠正，公安机关应当将纠正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这里所指的“侦查活动违法情况”应当包括因种种原故，未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且符合逮捕条件的犯罪嫌疑人提请批捕的情况。发生上述情况的原因，绝大多数是思想认识问题，司法实践中以检察建议的形式，要求公安机关追加同案嫌疑人或将已列为嫌疑的对象提请逮捕，效果较好，公安机关也易接受。鉴于当前刑事犯罪率居高不下，尤其是在采取侦审合一的侦查摸式后，追捕工作对于防止有罪不纠、有罪漏纠，确保打击犯罪的力度显得更为重要。追捕是监督侦查活动的重要手段，不仅不能削弱，而且必须尽可能全力加强。

　　（二）起诉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非法开垦草原案件与滥用职权案件结伴而生

　　一是非法开垦后将草原改为耕地。在国家取消农业税，对农民实施粮食补贴的惠农政策下，一些乡镇、村和牧场为了增加收入，将草原大面积开垦为耕地，然后私自承包给农民耕种，同时也有一些农民在草原上私自开荒，将草原改为耕地，为己谋利。二是未经批准将草原改为林地、水产养殖等其他农用地。一些单位和个人在无任何批准手续的情况下，私自开垦、破坏草原进行造林或搞水产养殖。三是未经草原监管部门批准便将草原改为建设用地。由于一些行政部门在工作上缺少必要的沟通和协调，在作出决策和批文时，往往忽视草原监管部门的监管作用和审批程序，在其本部门的职责范围内独自予以审批，致使一些单位和个人在草原上建住宅、厂房、工矿、公共设施、交通水利设施。四是其他非法开垦草原问题。一方面在草原上建坟、偷土，向草原上倾倒生活垃圾、工程废料，向草原上排污、排水等。

　　2、关于盗窃数额累计计算问题

　　某案犯罪嫌疑人一年内盗窃二次，前次数额400多元，后次数额900多元。一种意见认为该案不属多次盗窃，而且单次盗窃数额均没有达到犯罪起点，不构成犯罪；另一种意见认为二次累计计算超过犯罪起点数额1000元，可以犯罪追究。两种观点不一致。

　　3、关于“一事不再理”在刑事诉讼和行政处罚之间的适用问题

　　张某因赌博被公安机关作罚款处理，后因涉嫌其它犯罪被一并起诉；赵某因滥伐林木被公安机关作罚款处理，后经侦查认为构成犯罪被起诉。法院认为，张某、赵某的赌博、滥伐林木行为已被行政处罚，如果以犯罪追究，公安机关应当先行撤销其行政处罚，否则不予受理或不作犯罪处理。其理由是“一事不再理”，即对于因同一事实先前已作行政处罚（如罚款、行政拘留）、后来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嫌疑人，应撤销先前的行政处罚决定才可追究刑事责任。我院不认同上述观点，我们认为：对于因同一事实先前已作行政处罚、后来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无需撤销先前的行政处罚决定。在这一问题的法律适用上检察院与法院存在不同看法。

　　（三）诉讼监督中存在的问题

　　1、立案监督信息不畅，案源少。目前我院立案监督线索来源；一是通过办案在审查案件材料中自己发现；二是被告人向检察机关的控告和申诉。然而从实践看，通过审查公安机关案卷材料，从中发现立案监督案件线索的情况很少；通过被害人或当事人的控告与申诉这一途径，在实践中也常常因各种原因而显得不够通畅。为了解决信息不畅问题，根据上级要求开展了行政执与刑事司法相衔接工作，目的是掌握行政执法机关、监管部门对涉嫌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案件是否移交司法机关，便于我们监督司法机关是否存在有案不立的情况。但从我院调研的情况来看，存在一些行政执法机关此项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够，移送案件不主动，与公安侦查机关的配合不够紧密，移送反馈不足，情况通报、联系制度流于形式等问题，致使许多案件无法进入司法程序。同时行政执法机关普遍存在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同时，不按规定将移送信息及时报检察机关备案情况，因此，我们对行政执法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掌握的少，致使立案监督信息来源匮乏。

　　2、立案监督工作开展情况

　　立案监督是现行刑诉法赋予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进行监督的一项新权力。然而，对如何开展立案监督工作还是有不少不同看法。一是将立案监督作为对侦查活动监督的重点，时机是否成熟？一些同志认为，目前对侦查机关进行立案监督缺少相应的法规及与之相适应的环境。事实上，刑诉法第87条规定的检察院对不立案监督的两种情况（即自行发现和被害人提出），都从不立案概念上作了较明确的界定。问题的关键在于不能混淆“不立案”与“没立案”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前者是通过作为产生的结果，后者是还未及作为，故未形成结果。对不立案的监督应当是对侦查机关作出不立案行为、决定（结论性意见）的监督，而不是对尚未形成决定仍处在没立案状态的一种提醒性监督。因此，这种监督行为应掌握在公安机关有不立案明确表示后方可进行，否则有悖立法本意，实践操作中也难断是非。鉴于目前公安机关普遍本适用不立案决定的法律文书，因而此项监督缺乏相应的环境。二是对何谓不立案的范畴认识不一。不少同志认为，同案中遗漏的异罪嫌犯，都应属追捕、追诉范围，而不应纳入不立案监督的范畴。理由是：同案数人不同罪名是司法实践中常有的事（如盗窃与销赃、杀人与包庇、窝藏等等），将多名互有联系、互为因果的犯罪嫌疑人同案处理，有利于指控和审判。过去，对侦查机关遗漏此类罪犯都以追捕、追诉的方式监督侦查活动，现在划入立案监督有悖立法原意和习惯做法，也显得比较牵强。由于侦查机关对此也有不同看法，因此，在实际执行中效果更不如人意。三是对立案监督要做到“捕得掉、诉得出、判得了”的提法有不同认识。不少同志提出不同意见，主要是：第一，这种要求不尽科学合理，有将立案、逮捕和起诉三者“一体化”之嫌，既于法无据，也易产生误解，实际操作中更难把握。第二，对“捕得掉、诉得出、判得了”的要求在实际操作中应怎样把握？是在发出立案决定书时就应具备上述条件，还是把它作为通过立案侦查应达到的条件？有待进一步明确。如果把上述条件限制在发出立案决定时，那么就等于用审查起诉的标准来把握立案监督，客观上亦是难以做到的。

　　3、对刑罚执行活动的监督。比如审判机关与公安机关对监外执行罪犯的执行与交接出现相互脱节，罪犯在宣告监外执行后，在判决生效后，是由审判机关送达公安机关看守所或公安局其他部门，再由这些部门送达辖区派出所，在送达过程中存在将判决书等法律文书不送、或漏送的情况，致使辖区派出所对监外执行情况不掌握，加之警力不足，从而出现脱管和漏管的问题。

　　内容摘要:起诉自由裁量权是法律赋予检察官的一种权力,规范起诉自由裁量权对于维护公平正义,强化权力制约,提升执法公信力,保障人权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规范检察官自由裁量权还存在不足,检察机关应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合理诉求,规范起诉自由裁量权,确保执法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有机统一。规范起诉自由裁量权应明确不起诉自由裁量边界,建立和完善不起诉听证制度,强化内外部制约,规范量刑建议程序,形成执法公信力的正能量。

　　关键词:执法公信力　自由裁量权 规范


　　检察官起诉自由裁量权是检察官“对法律规范进行选择、适用或创造新规范而酌情作出决定的权力”,[2]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的具体体现。检察官起诉自由裁量权能否正确实施,事关检察执法公信力问题。就司法现状而言,由于起诉自由裁量权的扩张,检察官对案件的量刑权、求刑权、刑罚权和监督权集于一身,如果不受制约,容易成为权力寻租的温床,众所周知,“权力不受监督必然导致腐败,这是颠扑不倒的真理。”[3]目前我国的自由裁量权监督制约机制还不完善,实践中,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规范还存在许多问题,这些问题,降低了司法公信力,损害了检察机关形象,割裂了检察机关与人民群众的血脉联系,因此,充分认识规范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重要性,深入剖析规范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问题和原因,进而寻找规范检察官起诉自由裁量的路径,对于提高检察执法公信力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规范检察官起诉自由裁量权的价值定位

　　(一)维护公平正义的需要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根本目标,也是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与否的评价,来源于活生生的现实,来源于对一个个具体案件的感受。”[4]因此,如果检察官起诉自由裁量权滥用,公平正义就不可能得到实现。

　　公平正义要求检察官对案件的起诉裁量不偏不倚,客观公正,但是,与行政自由裁量权、法官自由裁量权相比,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更容易受到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以及社会舆论的干扰,一旦“为了迎合公众与被害人的利益,检察官就可以利用自由裁量权对案件作出适合自己利益的处理,而这无疑会极大地动摇检察官客观公正的立场。”[5]起诉自由裁量权的规范化,正好解决这一问题。因此,规范检察官的起诉自由裁量权是独立行使检察权,实现好、维护好公平正义的关键。

　　(二)权力制约的内在要求

　　“权力是一种强大的物质力量,必须用另外一种能够与之相等的或者更强大的力量来制约,它才能循规蹈矩。”[6]事实上,“在我国刑事司法中,由于公安、检察机关的强势地位,检察机关一旦起诉,法官很少会作出无罪判决。”[7]因此,“法律若不设置相应的控制机制,起诉裁量权的滥用则不可避免,并将导致若干负面效益。”[8]

　　在司法权力制约中,公、检、法三家的权力应当是相对均衡的,如果过度向法院倾斜,“就会导致法官权力的滥用,”[9]但如果向检察院让步,就有可能导致检察官自由载量权的滥用,因为“在审查起诉过程中,证据是否确实充分,是由检察机关自行判断的,有时甚至是由具体办理案件的检察官个人进行判断的。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出现不当使用或者滥用存疑不诉的权力,影响案件的公正处理,甚至还可能出现用存疑不诉的权力与犯罪嫌疑人进行私下交易的现象,放纵犯罪。”[10]因此,规范检察官的起诉裁量权实际上是一种权力的制约,是司法相互监督的内在要求。

　　(三)有利于提升检察执法公信力

　　检察执法公信力来源于人民群众对检察机关执法的信赖,来源于检察官“严格公正、规范、文明、安全执法的意识明显增强,执法行为更加规范,重程序、重证据、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深入人心,”[11]司法公信力“是指诉讼程序及判决结果,不仅应当为当事人接受和认同,而且还应获得公众的信任和尊重,从而达到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的效果。”[12]以量刑建议为例,实践中,针对过去量刑的暗箱操作,检察官“依据被告人实施犯罪的事实、情节、性质,对社会危害程度及其认罪态度,确定其是否具有法定、酌定情节,在法律规定的幅度范围内提出量刑建议,并制作量刑建议书,在量刑建议书上载明对被告人处于刑罚的种类、刑罚幅度及其理由和依据。”[13]这种规范化的量刑建议能增强检察机关的办案透明度,赢得公众的信赖,从而提升了检察机关的执法公信力。

　　(四)有利于保障人权,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规范检察官起诉自由裁量权监督过程,实际上也是保障人权的过程。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刑事诉讼法的核心,修改后刑事诉讼法把这一核心内容列入总则,这一措施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历史的一次革命,体现了司法对人权的高度重视。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运用和实施,当然不能背离这一核心理念。在保障人权理念的审视下,检察官“应当在平和、理性心态的支配下,在罪行法定和无罪推定司法原则的引领下,牢固树立客观全面地收集、保全对犯罪嫌疑人不利和有利的各种证据的执法观念,树立向辩护方开示与指控犯罪事实有关的各种证据,不隐瞒对被告人有利证据的执法观念。”[14]

　　当然,规范起诉自由裁量权并不是要检察官禁锢于法律法规条文,而是要根据不同的案情,在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中,找到平衡点,进而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判断,因为“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解释结构,其面对的是形形色色、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并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发展、出人意料的。”[15]因此,检察官可以根据案件的客观实际,从化解社会矛盾出发,作出符合实际的价值判断,当然这样的判断是基于自由裁量权规范的基础上,诚如霍姆斯所说的“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这个经验,实际上就是起诉自由裁量权理论向实践升华的规范过程。起诉自由裁量权只有规范化,才能减少工作失误,才能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二、检察官起诉自由裁量权规范的不足

　　(一)不起诉听证制度发展不平衡

　　毕竟,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检察官依据的绝大多法律条文以法律原则为主,因为法律原则天生存在缺陷,这一点不同于法律规则,“法律原则区别于法律规则的地方在于内涵的抽象性、模糊性以及开放性,它无法像法律规则那样为”[16]检察官提供规范的具体的操作办法,而恰恰是这一原因,在为检察官提供自由裁量空间的同时,因为没有规范执法行为,会造成同案不同处理的混乱。而设立不起诉听证制度恰好解决这一难题,因为, “对重大疑难案件的不起诉处理通过听证形式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广泛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17]已成为制约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一项方式,但在司法实践中,“听证程序至今却尚无统一规范和具体、明确的规定,”[18]因此,各地的不起诉听证制度发展很不平衡,由于没有明确的规定和统一的规范,全国检察机关有的地方还停留在试点阶段,有的甚至还没有建立起来。

　　在规范性文件缺失的情况下,一些检察院对不起诉案件的听证制度束之高阁,程序上并无不当,因为,无论是法律条文,还是部门规范性文件,都没有规定不起诉一定要实施听证制度。问题在于,近年来,为了顺应检察改革需要,检察机关在检务公开方面已下足功夫,对于涉及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社会影响大、群众反映强烈的案件,检察官作不起诉处理时,一般都要启动听证程序。由于各地实施不起诉听证制度不同步,加上检察官的办案能力和执法水平难于划一,因此,在不起诉听证制度失衡情况下,检察官的自由裁量得出的结论有时难于服众,在一定程序上削弱了检察执法公信力,不利于检察事业的健康发展。

　　(二)量刑建议随意性大

　　“量刑建议,是指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之后,就有罪被告人的量刑种类和量刑幅度向法院提出的法律意见。”[19]作为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量刑建议不可或缺。问题在于,检察官量刑建议“通常都是凭借自身的业务水平和生活经历对案件进行裁决,随意性很大,”[20]同时,实践中,如果“公诉人内心的量刑起刑点如果与法官内心的量刑起刑点及对自首、主从犯、退赃、谅解等酌定情节的量刑幅度不一致的话,就将导致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不被采纳。”[21]检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议本义是制约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约束法官的权力扩张,但是,如果量刑规则没有成为法律,检察官的量刑建议基本上处于摆设地位,不会引起法官的共鸣。就量刑本身而言,如果法官和检察官在起刑点和量刑幅度大相径庭,那么就会出现一个问题,法官将毫无顾虑地将检察官的建议置之脑后,使检察官的量刑建议变得毫无意义。

　　显然,在有罪被告人的量刑方面能够左右被告人刑罚的是法官,而不是检察官,检察官此时只能是公诉人和法律监督者,行使审判权的只能是法院,只有法院才能判决谁有罪,谁无罪。在这里,规范和事实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因此,“把规范和事实结合起来时,二者的张力关系将得到体现,其解决依赖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运用和发挥。”[22]有意思的是,检察建议是能伸能缩的,如果判决有错误,法院可以提起审判监督程序加以纠正,检察机关可以抗诉。因此,在法官视角,认为检察官量刑建议带有很大随意性的大有人在。

　　(三)不起诉内部制约机制不完善

　　的确,在检察官自由裁量权中,相当比例的自由裁量权是以不起诉裁量权来体现的。“我国不起诉制度包括三种具体的不起诉类型:法定不起诉、酌定不起诉和证据不足不起诉。”[23]刑事诉讼法修改后,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特点,又增加了附条件不起诉这么一个类型,应当说,“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具有法律效力,不仅是附条件不起诉作为检察机关一项裁量权的本质要求,而且是附条件不起诉作为一项制度的重要内容。”[24]因此,附条件不起诉和其他不起诉类型一样,属于检察官自由裁量权范畴。

　　不起诉案件的认定,常常伴随检察官的个人感情色彩,需要内部制约机制来规制。在不起诉案件中,首先作出决定的是案件的承办检察官,承办检察官根据案件的事实判断,结合法律法规,对案件作初步裁定,其中法定不诉,由检察长最终决定,其余的不诉决定交由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问题在于,在案件侦查监督和公诉审查环节,“办案人员在案件的审查中没有对检察委员会决策的程序进行必要的考虑,而从客观上,业务部门办案工作任务量大,无法预留必要的时间给检察委员会,”[25]这就使得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没有在内部监督中得到制约和规制,在人少案多的情况下,这一问题尤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