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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关于翟忠元与巴彦淖尔盟运输公司宅基地纠纷案的电话答复

1989年11月7日，最高法院民事审判庭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法院：
你院请示的翟忠元与巴彦淖尔盟运输公司宅基地纠纷一案，经研究并征求有关部门意见，提出如下处理意见：
首先，要理顺本案的法律关系，把民事法律关系和行政法律关系分开，把已经能够形成诉讼的民事关系和尚未形成诉讼的民事关系分开。其次，目前第二审只宜判决：①双方争议宅基地归盟运输公司使用；②翟忠元赔偿损坏运输公司厕所、油库等设施的维修费五十元；③撤销第一审其他判决内容。再次，告知第一审法院、运输公司、翟忠元、临河城建局、临河供电局：①征地拆迁问题，按国家征地拆迁法规由有关部门处理，对于处理决定不服依法可以起诉的，法院可立案受理；②房屋买卖尚未涉及诉讼，法院可不处理；③临河城建局工作失误造成运输公司、翟忠元的损失，由受损失人向上级城建部门申请解决，对于上级主管部门处理决定不服、依法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由行政审判庭受理。

附：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对翟忠元与巴彦淖尔盟运输公司宅基地纠纷上诉案判处意见的请示报告 〔1989〕内法民字第6号
最高人民法院：
翟忠元诉巴彦淖尔盟运输公司宅基地使用权纠纷一案，经巴彦淖尔盟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原告翟忠元不服上诉于我院。经我院开庭审理并经本院审委会讨论，对该案拟判决的意见是否正确，特予请示。
上诉人（原审原告）：翟忠元，男，四十五岁，汉族，临河市供电局职工，住临河市永红街育红巷九栋五号。
委托代理人：温祥祥，巴盟法律顾问处律师。
委托代理人：翟忠安，男，汉族，北京军区离休干部，现住北京军区宿舍（系翟忠元之兄）。
被上诉人：巴盟运输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振国，经理。
委托代理人：高星民，该公司副经理。
委托代理人：贾九良，该公司干部。
原审第三人：临河市供电局。
法定代表人：杨宏，局长。
委托代理人：郭才，该局干部。
原审第三人：临河市城建局。
法定代表人：刘多夫，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建平，该局副局长。
1967年经临河县土地管理部门给临河电厂划拨100平方米左右的宅基地，建起53．76平米的砖木结构修灯营业室。1973年县城建局根据盟运输公司的申请，将东至胜利路，西至农机二级站，南至万丰街，北至运输公司，计东西向南段宽70米，北段宽30米的用地，以临城（1973）字第54号通知决定，划拨给运输公司建长途客车站使用。将电厂的修灯营业室及使用宅基划拨在盟运输公司建汽车站用地范围内。1976年汽车站先后在修灯营业室北侧约3米处，建起了半地下简易油库，东侧建起了公共厕所（当时电厂干预过）。1979年临河市供电局从临河电厂分出，将营业室分归供电局（该营业室1974年停止营业后，其他单位借用和本单位家属均使用过此房），1980年翟忠元从外单位调入供电局，该局将此房分配给翟忠元改做家属房居住。1985年9月11日供电局根据翟忠元的请求，将原供电营业室现翟居住的53、76平方米房屋和432平米地基（此地基属于运输公司使用范围）作价5500元全部出售给翟忠元。1986年4月29日临河市城建局根据翟的申请批准在此宅基兴建每层330平米的3层服务楼，并于同年7月28日发放了“建筑许可证”。翟要求运输公司拆除在该宅基地上的建筑物油库、厕所，运输公司以该地基属于本公司使用阻止翟施工。1986年8月2日临河市城建局更正了1973年已划拨给巴盟运输公司现翟使用和准备建房的宅基归翟忠元使用，使双方矛盾加剧。1988年4月9日（巴盟中级法院审理期间）巴盟公署城建处以（88）41号文件撤销了临河市城建局1986年4月29日，8月2日两个文件，同意了1973年临河建设局的54号文件即双方争执的宅基地属于盟运输公司使用范围。
1988年5月17日巴盟中级人民法院以（88）法民字第1号民事判决：
（一）双方争议宅基归盟运输公司使用，翟忠元应立即停止侵害；
（二）供电局与翟忠元房屋买卖关系无效，供电局返还翟忠元买房款5500元；
（三）运输公司补偿供电局修灯营业室搬迁、安置等费用23000元，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一次付清，安置所用宅基应由供电局向土地管理部门及时提出申请，供电局在1988年12月31日前将原修灯营业室房屋拆除；
（四）城建局赔偿运输公司损失2000元；
（五）翟忠元赔偿损坏运输公司厕所、油库等设施的维修费50元。
翟忠元对此不服，上诉于我院。
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双方争执宅基地使用权的法律事实清楚。巴盟中级人民法院根据临河城建局1973年第54号文件和临河市长远总体规划（巴盟公署1972年迁临河后决定将盟公交系统安排在双方争执的地段）将此占地确权归巴盟运输公司使用。翟忠元请求将此地归已使用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翟忠元曾将运输公司汽车站油库南墙拆毁，公厕男、女隔墙打开，给运输公司造成一定经济损失应予赔偿。巴盟运输公司没有按照国家企事业建设用地的有关规定，在申请报批用地前，明知要求划拨的部分地基上有电厂的修灯营业室，没有与电厂协商办理征用搬迁手续，对此纠纷的引起也是有责任的，供电局与翟忠元买卖属于巴盟运输公司使用的432平米的宅基地是错误的，扩大、加剧了双方的矛盾；城建局批准翟忠元在属于巴盟运输公司使用的330平米宅基上建服务大楼。同年8月，城建局又对1973年已明确归巴盟运输公司使用的地基发文更正。将其中330平方米作为1967年拨的修灯营业室基地重新划拨给翟忠元，造成重叠错划，使双方纠纷难于和解。由此给巴盟运输公司和翟忠元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对此，巴盟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由供电局向土地管理部门申请解决翟忠元房屋搬迁不当；判决城建局赔偿运输公司的经济损失，未对翟忠元的经济损失予以必要的赔偿欠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条一、三款、第五十八条一款五项、第一百零六条二款、第一百二十一条及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七项的规定，拟判决如下：
（一）维持巴盟中级人民法院（88）法民字第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五项。
（二）撤销原审判决的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
（三）巴盟运输公司付给翟忠元房屋拆迁经济补偿费35000元；由巴盟运输公司申请办理划拨搬迁手续（负责征地费用），由城建局直接拨给翟忠元150平方米宅基作为其建房用地（判决送达后，城建局一个月内给翟划拨用地；城建局批准翟施工时运输公司付给20000元，翟搬迁时付给15000元），翟忠元于1990年5月30日前迁出。
（四）城建局赔偿运输公司、翟忠元各1000元损失费，判决送达后一个月内付清。
案件受理费50元；翟忠元、巴盟运输公司各承担15元，供电局、城建局各承担10元。
根据上述事实和有关法律规定，我院决定维持巴盟中级人民法院将双方争执的宅基地确权归巴盟运输公司使用并办理翟忠元住房搬迁征用手续；依法追究临河市城建局的民事责任；对临河市供电局非法出卖宅基地的错误，建议土地管理部门予以处罚。以上判决意见，是否适当，请予批复。
1989年7月20日


自然法是什么？
——登特列夫的回答
中国政法大学2006级法学理论专业 杨天泰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曹植

引言
登特列夫在其经典著作《自然法——法律哲学导论》序言中谦虚、深沉而充满激情的写道：“如果这么单薄的论文也配题献给谁的话，我将毫不犹豫的把它题献给稍后的黯淡岁月中的诸多友人，他们的事迹证明了，确有一种唯一值得我们为之效死的天地大法存在。”我想，登氏所谓的这种唯一的神圣到值得我们为之效死的天地大法，不是别的，正是能代表人类正义、反映人类本性、体现人之为人的价值的自然法。这自然法虽不为我们所见，却时时处处指导着作为人类的我们的行为，甚至在人类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对着某些所谓的“强权即是公理”的实在法大声说“不”。这自然法并非显而易见的规则体系，而毋宁是一种价值观念。那么，登氏又是如何来阐释这玄之又玄的“自然法”呢？
一、对“自然法”范围的限定及其研究路径
登氏在此书的开篇“导论”部分首先作出声明：“本书所要讨论的自然法观念，乃是涉及人类行为的而非涉及自然现象的一个观念。”登氏一开始就把自然法视为一种观念而非一种确定的客观实在；他把探讨范围限定在“涉及人类行为”的伦理学与政治学的范围之内。而探讨的路径不外乎历史与哲学两种。“但是以上两种路径，似乎都难以完全令人满意。”历史的路径不但繁琐沉重，而且往往会误导我们认为“自然法有十足连续的历史”，这种形式上的连续性让我们混淆了同一个名词（即自然法）所包含的不同观念和体现的不同思想。因为“除了名称相同之外，中世纪的自然法观念与近代的自然法观念，几无共同之处。”哲学的路径无疑可以摆脱历史路径带来的这种弊端，我们可以通过哲学的路径发现形式连续性掩盖之下的不同自然法观念的真正内涵并加以区分，却使我们发现“自然法竟是像鬼火一般的不可捉摸”。“要克服上述种种困难，唯一的办法就是兼采历史的与哲学的路径。” 这样以来，不但可以准确把握历史上各种“自然法”观念的内涵，而且能够正确定位这些内涵各异的“自然法”观念在历史上所扮演的不同角色。
二、“自然法”在历史或现实中之不同面相
在“自然法”抽象而学究的外观之下，我们可以在历史或现实中看到其所呈现的不同面相。登氏的著作中提及的第一个“见于法律的固有领域”的自然法之面相就是透过《查士丁尼法典》所展现的一个普遍适用的法律体系。罗马法的遗产能够成为我们人类社会的共同遗产和财富，其中的自然法观念功不可没。这观念使《查士丁尼法典》以全人类为立法对象，并自命具有普遍效力，而且这效力来源并非武力，而是“理性”——“法律之固有的尊严”。罗马时代的法学家们在前人努力的基础之上苦心孤诣地探求一种“适用于一切民族与一切时代的永恒不变”（西塞罗语）的法律，这法律之所以如此神圣永恒，正是因为其以斯多葛学派的“人性普遍”与“人类平等”等哲学思想为基础，而不管是罗马人或者是雅典人，都无法摆脱这种相似而平等的人性而变为另一种生物。《罗马法大全》的编纂者们在其“文摘”部分煞费苦心的录入不同的法学家关于“自然法”、“国际法”、“国内法”等歧异明显的定义和法律的分类，也许是为了说明，自有各种具有不同效力范围的“法”存在，而不管法学家如何表述它们之间的这些不同。以罗马法的自然法学说为基础而建立的这个“无与伦比的完整而和谐的法律体系”不但颇为梅因所赞赏，而且登氏还提醒我们，罗马的法律传统，教导了西方世界把法律视为人类之共同本质，视为实现永远公平与善良的事物之一种不歇的努力。古典时期的罗马法律家抱有一项要求——要求法律符合于自然，符合于公道与正义。正是这项要求，使他们的自然法观念赋予法律一种固有的尊严与价值。
“自然法”观念在历史上呈现的另一个面相就是“一个完整伦理体系之基石”。自然法观念在中世纪成功地使神学智慧与俗世智慧相结合，这固然要归功于中世纪的教会法学者。“依教会法学者，自然法可以溯源至上帝，它的教诫之所以具有权威性，乃是因为它经过天启的证实与推行。”自然法由此获得上帝赋予的神圣性，而自然法之中包含的“人类理性”等哲学概念对基督教信仰也不无裨益。“自然法”实在是俗世智慧与神学智慧所共同体现的人类智慧之结晶。中世纪哲学之最伟大的代表圣托马斯阿奎那在其旷世巨著《神学大全》中对自然法观念作了一番全新的阐述。阿奎那所谓的“自然理性之光”即“自然法”是“理性的造物”即“人类”分享的“永恒定律”，而这“永恒定律”来自上帝，是上帝对人类的合理指导。登特列夫把阿奎那的自然法观念之贡献归结为三点：第一，阿奎那把自然法视为人之尊严与能力之表现。因为人类得自于上帝的理性，自然法得以成为人类专属的诫律。第二，阿奎那把自然法设想为道德之基础。因为人类得自于上帝的理性以及人性因此所具有的尊严与能力，体现人类理性与智慧的国家从而成为自然道德之最高表现。世俗权威因此得以正名。第三，阿奎那的自然法成为评判人类社会政治体制之好坏的最高准则。在这一点上，阿奎那认为国家及因其而生的法律并不是至高无上的，它们必须符合正义。这正义的涵义虽然有点含糊，但是不合正义的事以人类与生俱来的良知为标准的话却是易于判断的。人类并没有义务去服从那种不合正义的法律，即便他身为此种法律之下的臣民。
“自然法”观念在历史上所呈现的第三个面相，或者说是巨大的历史功绩，充分体现在美国和法国的大革命中，而且使自由与平等的伟大理想深入人心，甚至写入人类社会的法律典籍。登氏称其为“自然权利的理论”。这套理论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理性主义。近代自然法理论之建立者荷兰人格老秀斯将自然法观念翻新改造并作出了自己的阐释。他有一句名言：“即使上帝不存在，自然法也仍然不失其效力。”他甚至拿数学来作类比，声称：“正如即使上帝也不能使二加二不等于四，他也不能使本来是恶的东西成为不是恶。”自然法是不证自明的，它也许来源于上帝但并不完全依附于上帝。自然法之理性证据已然充分。于是自然法得以脱离神学的束缚，成为“俗世的”观念和智慧。第二，个体主义。个体主义发轫于个体之间的协议的契约观念。正如康德所言：“要把个体的自然权利置入国家架构之内，契约观念是唯一可行的法子。”登氏总结道：“就形式而言，契约乃是个体意志之表明——这意志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根据自然法而建立一种相互的义务关系。就实质而言，契约的内容就是个体之‘自然权利’，这权利被用以交换同等或更大价值的东西——社会之利益及政治组织之安全。”第三，激进主义。这套理论的激进充分表现在它为人权所作的的辩护上，这种凭借自然法之力量而自然地属于人的权利因而得以对既存体制进行抗辩或挑战。
三、“自然法”与“法律之本质”
法律是命令抑或正义？“自然法”明确摒弃“法律即是命令”的观念。法律何以不能是“主权者的命令”？如果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那么主权者便可以不受法律的约束，因为其独立于法律之外。但是主权者并不能免除一切法律义务，否则便是不折不扣的强权与暴政，社会秩序无法建立。而且主权者的命令之外还有一些具有约束力的规范可以称之为法律，譬如国际法。
法律是意志抑或理性？如果法律就是意志，无论这意志是上帝的意志或者是人民的意志，当上帝不存在或者人民的意志失去理性，法律又将呈现出何种面貌呢？法律尽可能是意志的表现，但未必尽然只是意志的表现，理性同样不可忽视。
登氏认为，自然法原是有关法律的一种界说，它隐含了对法律观念的一种扩充，甚至可以扩充到“任何规范人类行为的规则或准则”（胡克语）。这种扩充虽然太过宽泛和笼统，却有助于“使人们得以用新的眼光去了解法律现象。一种法律，即使不能对人施以制裁，仍然可以是一种法律”。例如国际法或宪法的某些条款。
自然法恰恰提醒我们，法律不仅仅是命令抑或意志，而应当更多地体现正义抑或理性。
四、自然法学说对“法律与道德”之关系问题的阐述
法律与道德之关系的问题是历史上任何法理学派都无法回避的问题。美国法学家庞德在其著作《法律与道德》中对历史上的各法理学派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进行了一番近乎完美的梳理。庞德认为，法律与道德有着共同的起源，但在发展过程中分道扬镳了。他说：“将法律和道德彻底分开的做法（像分析法学家所追求的那样），以及将两者完全等同的做法（像自然法学派所追求的那样），都是错误的。”这不失为对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所作的一个中肯而客观的定位。但是在登特列夫看来，庞德把法律与道德等同的错误做法归咎于自然法学派确实有点冤枉了这些虔诚而勤勉的自然派法学家们。
登氏总结了法律与道德混淆的两种情况：第一，法律道德化，即法律从属于道德。这源于自然法理论认为法律的目的不仅在于使人服从，也在帮助他们成为有道德的人。这显然不利于法律的独立与发展。第二，道德法律化。把法律评价引进道德领域，这样做的后果对法律抑或道德都不利。“正如人们感到法律之道德化有违法律经验之证据，人们也感到道德之法律化会危害到道德的本质。”譬如以武力强制迫人为善，这“善”还是不是原来的“善”？
登氏随后开始为自然法学家们为区分法律与道德所作出的贡献仗义执言。法律与道德之区分已为法学界诸多学者所熟知，正如庞德总结的：“在主旨方面，据说道德涉及人的思想和情感，而法律只涉及人的行为；伦理学的目标是完善人的个体品格，而法律只是尝试去调整个人和个人之间、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据说道德更关注这类行为背后的事物，而不仅仅是行为本身。相反，法律关注行为，并且只是关注表现于行为性质之中的思想与情感，并以此判断它们对一般安全或一般道德所构成的危害。”登氏也把法学家们所作的这些区分总结为三点：第一，法律是社会的或客观的，道德是个体的或主观的。在登氏看来，这个区分，“即使经院学者，对这个要义也不是完全懵然无知的。”阿奎那就认为，自然法作为一种道德诫律，管辖范围是及于“一切德行”的，但人订的法律基本上并非以增进美德为目的，而毋宁是确保一个和平的共同生活的目的。这个目的正是社会性的目的。第二，法律的强制力不同于道德之约束力。登氏眼中的中世纪自然法理论家已经领会到法律命令与道德命令的区别了。第三，法律的“外在”与道德的“内在”。法律更多是源于外在的经验，而道德则深入人们内心的良知。法律义务之“外在性”也被早期伦理与自然法作家认识到了。他们典型的代表就是阿奎那和胡克。阿奎那认为，鉴于“人只能看到呈现的事物”，所以人只能对外在行动下判断；只有上帝才能判断意志的内在活动，深入人之不为人见的内心深处。胡克则称，人订的法律关注“已发”，只管行为；上帝的法律则可以关注未发，注重人的心灵。在这个总结之后，登氏为自然法学说正名道：“自然法学说绝不是使以上两个领域（即法律与道德）混淆的祸首，相反的，它使人对其差异有更深的认识。
尽管部分法学家希望通过法律与道德的这些区分而试图将法律与道德截然分开，但是其结果却让他们失望了。道德未必就是个体的，人类社会确实存在着公共道德。登氏说：“一种纯属个体的道德是无法想象的。”法国人涂尔干也持相同的观点，他认为，“无论群体是什么样的，道德与群体成员的身份是一并形成的。”法律的强制力也并不能必然证成法律之为法律，因为强盗同样可以有强制力，而且某些法律即是没有明显的强制力也不失其为法律，譬如国际法与宪法的某些条款。法律之外在性也是模糊和大概的，因为即便是外在命令也需关注内在的意志与自由，否则法律之中便不会有“善意”、“恶意”之类的概念了。自然法学说让我们直面法律与道德之密不可分的关系，也使我们认识到二者的区分不是那么简单。在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上，自然法学说既承认法律与道德的紧密联系，也不否认二者的区别，但是这种区别却应当是更深层次的。
五、结论
是时候下结论了。登特列夫在全书的结尾引用了康德的一段名言之后，写道：“上面所说的价值与规范恰好重合的地方（它就是法律之终极根源，同时也是道德生活之肇端），我相信，正是两千多年以来人们一直名之为自然法的东西。”依他，规范与价值在某种程度上是并不是必然分离的，虽然不是所有的规范都可以作出价值判断，但是总有一些规范（而不管这些规范是不是被承认为法律）是需要作出价值判断的，价值与规范必然有其重合的地方，而这正是人们以“自然法”这个语言之中的词汇来命名的。自然法是对“什么是法律”这个被法学家和哲学家普遍关注的问题的一种回答。为什么在这个问题的诸多答案之中，自然法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呢？康德告诉我们，“光知道法律实际上‘说或曾经说’什么并不足以使法律家知道法律‘是’什么，而只能使他们知道在某时某地有些什么与法律有关的事物。”也正如先贤西塞罗假马卡斯之口所说的，“但在我们现在的研究中，我们是要以一种方式去全面探究普遍正义与法律之整个领域。相形之下，我们自己的民法，倒显得是局限在一个狭小的角落了！”“什么是法律”这个问题的完满答案不但也回答法律是“什么”，而且要回答法律“何以”存在法律，法律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等等诸多问题。其中有些问题是实证主义法学家所无法回答或者有意回避的。而自然法学说恰恰填补了这个空缺。登氏认为，“自然法观念同时带有法律的性格与道德的性格。对自然法的一个最佳形容，也许就是说它为法律与道德的交叉点提供了一个名称。……自然法原就是一种努力，想以法律的或‘规范的’术语来陈述某些被认为绝对有效的价值。”也正如他在导言部分所说的，“如果没有自然法，意大利半岛上一个农民小共同体的渺小法律，绝不可能演变成为后来国际文明的普遍性法律；如果没有自然法，中世纪神学智慧与俗世智慧之综合，亦必永无可能；如果没有自然法，恐怕也不会有后来的美国与法国大革命，而且自由与平等的伟大思想，恐怕也无由进入人们的心灵，再从而进入法律的典籍。”
不管是何种法学派别的法学家，他们都在追求着自己渴望的理想的法律。自然法学家追求一种永恒与绝对的价值标准；实证分析法学家希望法律成为一门纯粹的科学；社会法学派学者则希望法律成为社会控制的有力工具；历史法学派学者则希望法律成为民族精神的体现；甚至概念法学者希望构建一个完美的“概念天国”……我们都希望未来的世界或者说未来的法律世界更加美好。但是我无法想象，一个完全抛弃自然法学说的指引，完全剔除了道德的法律体系将会是何种面貌？无情？机械？僵化？但我知道，就算有这么一个法律体系的存在，这个体系也无法完全排除立法者、司法者或者守法者作为个体的良知。哲学家柏林曾经说过：“人之所以可能理解其当代人或任何时代的人，人类相互间之所以可能彼此沟通，却有赖于某种共同的价值存在，而不仅止于依靠大家共有的一个‘实际世界’的存在。后者只是使人类能够互相沟通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人类若要彼此沟通，便需要有一个最低限度的共同道德基础，亦即是一些互相关连的概念与范畴，这对人类的沟通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内在要素。……唯有依赖这一点共同的基础，我们才能认清其他的人之所以为人，其他的文明之所以为文明的原因。”我想，在这个意义上，自然法未尝不是一个不同时代或地域的人类可以而且能够互相沟通的基础。


参考文献：
1.［意］登特列夫著：《自然法•法律哲学导论》，李日章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
2.［美］庞德著：《法律与道德》，陈林林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
3.［法］涂尔干著：《社会学与哲学》，梁栋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2年
4.［英］以赛亚•柏林著：《自由四论》，陈晓林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