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宿迁市高教园区优惠政策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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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宿迁市高教园区优惠政策的通知
宿政办发〔2004〕33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宿迁市高教园区优惠政策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各委、办、局，市各直属单位：
《宿迁市高教园区优惠政策》已经市人民政府批准，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宿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二OO四年三月九日
宿迁市高教园区优惠政策
为深入贯彻“科教兴市”战略，加快发展高等教育，扩大高教园区的集聚效应，促进社会全面进步，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地实际，特制定本优惠政策。
第一章 土地政策
第一条 凡在园区兴办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研发机构的，按征地成本价划拨用地，其他项目按有偿出让方式供地。
第二条 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研发机构建设项目的用地面积，根据项目的内容、规模和国家供地标准，以及投资者的开发能力和实际需要，由高教园区和校（院、所）双方协商确定。
第三条 通过划拨方式供地的，只要其用途不改变，土地可以无限期使用。如需改变土地用途的，可提前六个月提出书面申请，重新办理有关手续。
第四条 通过出让方式供地的，按投资额大小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确定土地出让价格。对于对我市经济发展有重要促进作用的项目，缴纳的土地出让金由财政按项目类型给予一定幅度的奖励。
第二章 财税政策
第五条 对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研发机构建设，免收市权范围内的所有行政事业性收费。
第六条 对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研发机构所应缴纳的营业税，前十年由财政按其缴纳额度全额进行奖励，后十年减半奖励。
第七条 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研发机构除享受国家规定的政策优惠外，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根据有关规定给予财政奖励：
（一）对其所有自产自用应税货物，增值税地方留成部分前十年由财政全额奖励，后十年减半奖励；
（二）对开展技术转让、技术培训、技术咨询、技术承包、设计研究等取得的技术性所得，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前十年由财政全额奖励，后十年减半奖励；
（三）对从事非本行业服务活动取得的收入，直接用于自身条件改善的部分，经过税务部门审核批准可抵扣应纳所得税。
第八条 在高教园区举办营利性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研发机构，享受非营利性机构的政策优惠。
第九条 对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研发机构免收水增容费和供电工程贴费。
第十条 对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研发机构三年内自建或购买的办公和教学研发用房，实际缴纳的房产税和城市房地产税按每年度予以等额奖励。
第十一条 对获得省及省级以上科研成果或获得国家级嘉奖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研发机构，由财政给予奖励。
第三章 服务政策
第十二条 对进区投资兴办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研发机构的单位性质和人员身份不作限制，只要符合投资主体资格、从业人员具有国家规定的执业资格即可。
第十三条 市权范围内的审批事项实行备案制，有关部门在接到手续齐全的项目申请后三个工作日内必须办结。
第十四条 无论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研发机构建设项目大小、投资数额多少，都可委托园区代办有关手续，园区将安排专人做好服务工作。
第十五条 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研发机构选址定位并办结征地手续后，高教园区负责将“七通一平”等基础设施配套到用地红线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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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众性诉讼情绪与司法独立——从邓玉娇案说起
李遥
摘要：民众性诉讼情绪是专业性质的民意，民意是政治的，诉讼情绪是法律的，在民众性诉讼情绪面前，邓玉娇案迅速落下法槌，完成了民众对司法的一次监督，本文，结合多个案例，提出了民众性诉讼情绪这一概念，论述了其特征、剖析了其价值，重点是其与司法的冲突关系和正确疏导。
关键词：民众性诉讼情绪 价值剖析 程序正义 立法 听证
Abstract: Mass lawsuit mood is a kind of special public opinion, public opinion is political ,lawsuit mood is legal, before the mass lawsuit mood, the case of Dong Yujiao is judged quickly, which finished another surveillance , this paper ,combining with a few case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 of mass lawsuit mood, discussing its characters ,analyzing its value, emphasizing on its conflict with judicatory and right leading.
Keywords: Mass lawsuit mood Value analyzing Procedure justice Lawmaking Hearing of witness
从西安黄碟到孙志刚，从杜培武到刘涌，从佘祥林到三鹿奶粉，从罗彩霞到杭州飙车到邓玉娇-----，民众的热情与关注盛况空前，形成相当规模的群众性诉讼情绪，孙志刚案引发民间三博士上书、三鹿奶粉案专设民意调查网页、佘祥林案有220名群众联名上书、杭州飙车案与邓玉娇案引发官民对立-----，群体性的诉求与意愿汹涌而来，是真正的道义愤怒？还是民众对司法的怀疑？是在履行民意监督？还是在非理性的干扰司法？是无理的喧嚣还是由衷的呼吁？
但是，我们明白的是，我们的司法还没有完全的独立、权力一直在有形无形的侵蚀着司法、在中国，权力与权利的博弈,遭遇非难的永远是权利，人们长期的情绪积压，会借特定事件予以宣泄，面对巨大的民众情绪浪潮的冲击，司法恐难立住阵脚，那么，从侦查到公诉再到审判,是选择绝对地服从法律，还是顺应民众诉向？抑或是两者兼顾？顺应民众诉向与两者兼顾是否是对法律精神与司法独立的玷污？
我们还明白的是，是民众性诉讼情绪促成了对孙志刚涉案人员的从速查办、同样也是民众诉向促成了佘祥林冤案的产生，所以，民众性诉讼情绪的积极意义与负面影响并存。那么，司法与民众性诉讼情绪的PK，司法为什么难以独善其身？为什么会失去了权威？为什么表现的如此的不自信？
一、 民众性诉讼情绪的特征
社会心理学界对角色心理的研究，可以说是源远流长，而且至今有着强劲的课题生命。从诉讼法的视角来看待中国的司法，终究绕不开社会互动这一背景的，公众化的诉讼情绪带有诉讼社会化的严重倾向，是超越民意的一种略带专业化色彩的心里或心态。民意是个政治学上的概念，以嵌入政治生活为已任；诉讼情绪应属法学和司法领域，参与者有极强的专门角色心里，是和法理、情理与司法文明与道德形成参照与对抗的社会群体，这个群体和司法权威进行互动，其隐性目的是彰显与诠注司法伦理。
诉讼情绪，作为概念之提出，有其人民性的一面，但以法律正义为其归属更为合适，更能说明其本质，此外，激情化与专业化、非理性心态甚至仇视心态也是其特征。激情是情感的强烈表现形式，往往发生在强烈刺激或突如其来的变化之后,人在激情的支配下，常能调动身心的巨大潜力，公众激情与诉讼的碰撞，难免具有迅猛、激烈、难以抑制之特点。专业化是一个动态的或历史的概念，与能力和胜任相关，诉讼情绪须具有专业化的一种心态，公意也好，民意也好，参与人员有部分的随波逐流者，诉讼情绪的响应者则在数量上应该少得多，在质量上则优秀的多，因为诉讼情绪面对的是国家公器，是法庭，是国家强制力，是庄严的判决，少了专业性的分析与预测是不能称其为诉讼情绪，从这个角度来说，民众诉向不是喧哗，不是叫嚣。虽然具有专业心态的一面，但是，毕竟是群体性的，主体的多样化，主体的价值观与知识面的层次性决定了诉讼情绪的非理性，前文提到过，诉讼情绪是民众长期的积怨，以特定的法律事件为突破口而形成的，本来仇视客体迥异，可能借此转而仇视司法。
二、 民众性诉讼情绪的价值剖析
在一个民主与法治的社会，国民诉讼情绪在空间上的表达是非常广阔的，英美法系的陪审团制度何尝不是一种民众性的诉讼操作？但是，司法的独立性又决定了其不会和不应该受到法律之外的任何干扰，在法治还没有建成的我国，国民性司法情绪的客观存在在功能与发挥的作用上虽然有其狭碍的一面，但是，从社会监督的视角，其性能容不得低估，对于打压腐败与不公、还原法律事实、实现司法正义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这表现在一是在一定程度上对权力、人情介入司法的剥离作用，二表现在一定程度上对司法权力滥用的阻隔作用。我们呼吁司法独立，只是从司法不受权力干涉的单一层面和良好愿望出发，为此，我们在机制上有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经几十年的实践,我们发现，一是法官手中根本无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裁量，二是自由裁量恰恰成了司法腐败滋生的温床，这二个结果都是对严肃的、代表国家公权司法的极大嘲讽。自由裁量权有“黑箱”一喻，道出个中原由。 如果司法在实践上不是太曲解民众的诉讼情绪，那么，司法权力的运作将是趋于公正的。诉讼情绪依托于媒体或网络，这二者有着强大传播、搜索、纠错、“扒皮”功能，身陷其中者很难善终，如交通部官员林嘉祥虽然经过法律程序予以无罪的肯定，可是也伴随着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的结果。
所以，长期以来，我们的司法之所以会失去群众与民心，究其原因不外乎有二，一是权力的干涉，二是人情的干扰，而民众性诉讼情绪从其本质来看，虽然矛头直指司法过程，但最终击中的还是案子本身背后的司法阴暗，它迫使诉讼细节公开、结果透明，而仅此一点，就推动司法趋向程序正义，程序正义继而渐近实体正义，这对“打官司就是打关系”的我国现实起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与阻止作用。
洛克在他的《政府论》序言中所说:“为了巩固我们伟大的复兴，我们现在的国王，是要按照人民的意愿，履行他的权力。” 说这句话应该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如何征集民意？代表制度与代议制都是一定形式的民意集中方式，民众性诉讼情绪是非官方的民意的自发集中，是一定意义上的对理想法的呼唤，而表现的是对现实法的叛逆。法的原始功能和本质，是对无主利益的分配，对既得利益的保护， 如此说来，诉讼性诉讼情绪追求的是对个体诉讼权益失却的恢复。
中国的宪法原则之一是人民主权，但行政与司法的常态化却又无法实现人民对 “权”的拥抱，短短几年，多起个案中的民众性诉讼情绪的被高频率的激发，原因即在此，而民众性诉讼情绪相对于司法的胜利，成就了宪政价值，却也正是司法的悲哀，从反面给出了我们的司法还没有独立的惨酷的答案。
三、 民众性诉讼情绪与司法的关系
诉权的正当与严肃使诉讼情绪可能在瞬间被理直气壮的激活， 而司法的技术规范与价值判断又使得参与群体在参与过程中对自己所演的角色的多次重新审视与评价，对自己的主张和诉求与法律正义、司法精神进行一系列的对比，这种自己意识上的建构经历了一段心里上对司法的消解、过滤甚至消费过程。邱兴华案中，邱兴华连毙十人，行凶地是庙宇，然后是逃亡——追捕——捉拿归案——审判——枪决，一时大快天下，此间，有一个致命的细节——对邱兴华没有进行精神病鉴定，这在司法上无论如何也是说不过去的,群体性的舆论造就了一起对司法的恶性消费，对象是穷凶极恶的邱兴华和茫然的司法，但是，群体的感官得以满足，膨胀的诉讼情绪也随着一声枪响归于平静。邓玉娇案，妙龄少女，腐败官员，异性洗浴，律师哭泣，解除委托，证据破坏，网民声援，警察、律师、公众、法官、政府等多方的较量纷纷登场，迅之而来的是一审有罪判决。而搁浅的是强奸嫌疑、官方代表邓母宣布解除与律师的委托、邓玉娇的作为证据的内裤被清洗等诸多疑问，形成诉讼情绪质问司法、司法尽可能的还原法律事实与偿还个体权益的直线逻辑。
从某个角度，民众性诉讼情绪是司法实践层面上的一件外衣，是对司法伦理，尤其是人情世俗、公道是非、善恶优劣的一种主观性的不确定的评判。在评判的过程中，因为事实真相的不透明，必然有着对案情臆想的成份，但是，最起码的一点是民众的出发点在于良好愿望，在于对司法公正与人间正义的希冀，那么，这个过程就完成了一次社会性的民意监测，不得不承认，邓玉娇案，还有几年前的孙志刚案的迅速和公正解决（邓玉娇案用了一个月零六天，孙志刚案用时二个月），社会舆论所形成的民众性的诉讼情绪起了相当的作用。但是，诉讼情绪对司法的影响的合法性一直倍受质疑，诉讼情绪与司法独立间的冲突也一直司法实践上的难以逾越的一个“雷区”。
从文中提到的几个案例来看，民意、媒体、网络等对案件的参与与监督，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民间审判”，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到法院与法官。但是，诉讼情绪所代表的社会共识与司法独立的价值取向却并非并行。我们承认，在激奋的舆论面前，法院与法官会屏蔽掉某些如权力干涉或人情干扰等不健康的因素，会平衡司法对抗中的强势和弱势，此为积级性的一面，但是，司法的独立性、严肃性被挑战、法律尊严被抽取、司法程序被扰乱，法条精义被曲解，这也成为司法无法言说的心痛。
随着人们对人权研究的深入，也随着人们对司法独立价值的重新考量，人们逐步认识到，表达自由不仅有被公民滥用的可能性，也有被他人利用的可能性。 民众性诉讼情绪与表达自由相比，非理性因素当然要多，但与民主爆炸相比，理性成分则占有优势，那么，在价值位阶上，有学者认为自由高于司法权力，因为其本质是公民权利高于国家权利。 按照此逻辑，作为诉讼自由与民主的一部分的民众性诉讼情绪，是要高于司法独立？《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9条的规定：既有利于维护司法独立审判，又不过度限制公民的表达自由。显然，这是在对二者紧张关系的中和。
四、 民众性诉讼情绪之疏导
在我国当下，司法不独立、司法不平等与司法不公正是民众性诉讼情绪与司法激烈冲突的最大诱因，如何化解二者的对立，完成二者的平等对话是理论界和实践者的迫切任务。
谈到对二者关系的调合，应该先回归到法律的根源，即从立法上先消磨掉二者的不均等诉向。莱奥辛说过：“法治，就其经典的含义而言，必须切实保障法律的确定性，以使个人能够据此为其私人生活和商业活动做出长远规划，否则法治就不可能维系”。法律如何完成自己的确定性？法律在成为法律之前，是否考虑过人民的感觉？法治要给人民充分的表达权，法治体现的是以民为本，宪政标准下的立法应该充分反映民意，为此，立法听证从技术和程序上予以保证，而一个时代和民族对宪政精神的理解和参悟、法律制度与司法机制对宪政和法治的支撑，却不是仅是技术和程序所能解决的。国家专司立法，法为国家公器运作的依据，立法之初，剥除官本位、政府本位、权力本位动机，汲取民生、民本、民主思想；立法之中，立法机构或立法者不能有超然于人民之上的感觉；所立之法应被人民信仰。我国现行宪法第12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宪法第126条、第35、第41条对言论自由与司法独立之间紧张关系的处理作了原则上的规定，但其具体范围的界定却通过授权性规范，这种作法在国际社会较为独特。从立宪技术上不能不说存有一定缺撼。
在司法独立的国家，司法实践的细节和过程是排除民众性诉讼情绪的，但是，英美国家的陪审团却以一种近似完美的程序实现了法律对民主、民众诉向的趋同与回归。因为从本质上说，“陪审制度首先是一种政治制度，历来被看成是人民主权的一种形式。” 但是，辛普森案也好，米兰达案也好，我们在感慨他们程序美好的同时，难道对这种程序害及实体正义的机制真的就由衷的赞美？可见，英美法律体系不能完整地解决这种困境，我们试着解决——人民陪审员制度，此制度从产生之日起就历经修正，可是，其设立初衷与实践结果仍然大相迥庭，是什么在捣鬼？笔者以为，人民陪审员的核心在“人民”二字，而人民陪审员产生的第一步就大错特错，官方或法院院长荐举，人大常委会任命，这与“人民” 已相去千里，完全的失去群众基础，所以，流于形式、陪而不审的现象使人民陪审员制度遭遇垢病多，赞誉少。为此，笔者设计了案件听证制度。这个案件听证团要12到15名与案件无关的人员组成，成员从来源上不单是法院内部人员组成，而是由高级知识分子、达到一定行政职务的官员和具有崇高威望的社会活动家等人员组成。听证成员不再是院长的提名和人大常委会的任命，也不是随意选定（在美国，近年来通常联合使用选民名单、电话号码簿名单、汽车登记名单以及类似程序进行挑选），社会选举的成员也要占一定的比例。和英美的陪审团一样的是，也是在庭审过程中进行听证，听证团成员在听审时无任何发言权，只是要认真听审和用心感受，并在听审后通过秘密投票的方式对案件有所定夺，且这种定夺在法官最后决断时必须占一定比例地参考和影响，以实现司法与民众诉向、诉讼情绪的靠拢与中和。
联系到法官断案实际与个案正义，在我国当下，司法诉讼的实践环节所运用的法律方法还有待补充，因为，法律方法自近代大体经历近乎机械适用的设计到允许法官解释法律，再到法律论证的演变，反映的是法律适用理论与实践不断提升的过程， 可是，多年以来，我们有法官释明环节一直不成体系，或者说从来就没有所谓针对老百姓的法律解释机制。从社会学角色理论上说，是因为司法情景系统的紊乱或者说是法官在司法实践时所处的角色环境的影响，使得依托于西方法治实践及其司法经验并为中国法律人所广泛接受的法官角色，一到中国，便或多或少发生了“走样”和“位移”。 所以，法庭之上的法官以君临天下的姿态出现，这便与民众隔开了一大段距离，长期以来，造成民众对法官与司法的信任，推及到对法律的信仰便大大折扣。那么，精细司法过程的重要一步是加强与完善法官释法环节，把释疑与解惑的工作做好，是实现有效与民沟通的重要前提。因为释明权制度能实现法官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的相互借鉴，这在司法审判实践的合理内核上又加了一层司法取信于民的诚信价值。
一直以来，我国宪法实践着监督的使命，相对于宪法司法，这是宪法功能的弱化，所以有学者说我们的宪法很好，只是睡着了。 那么，“醒着“的宪法是什么样子？宪法的应然功能是什么？在美国，所有案件最终判决最终能落实到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原则，在我国，宪法的司法适用第一案即齐玉苓案件也被认为是公正合理的。 所以，宪法性裁判应该作为一个制度予以真正的确立。人民主权原则的阐述阵地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如果非要由一个第三者的参与来对民众性诉讼情绪与司法独立做一裁判的话，在中国，这个任务只能由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来行使。理想的审理机构应该是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民间代表组成的听证团、法官等三方进行，把民众性诉讼情绪消化在法庭之上，而不是法庭之外，这样的判决从价值上就或多或少保证了从法律条文、法律精神与司法论理的双赢司面。
在中国当代语境之下，民主与宪政都是现代政制的基础。然而，民主强调公民的参政权和政治秩序，宪政强调对政府(国家权力 )的限制和防范， 民主是法治的前提，而不是结果，以此为基础才有民生和民本，如果把民主看成是一片大好光景的话，那法治只是大好光景里的一棵树或一片云，而法治则要借助司法实现民众心中的美好愿望，实现民主与法律精神之间心领神会的默契。民主责问的是权力如何产生，法治责问的是权力如何运用、符合民意的权力生成和运用是对利益的最佳处置与分配，民众性诉讼情绪挑剔的是一切形式的民主与法治、追究的是个体诉讼利益的去向与归宿，所以，借用一定程度的宪政理念的培育和民主建设对民众性诉讼情绪加以疏导、实现诉讼情绪与司法的良性互动才是治本之策。
结语：
经过建国六十年，开放三十年，中国依然摆脱不了传统的影子，传统中国的法律是以道义和情理为基，对于其关系，也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个基本命题。
铁道部
铁路食品卫生监督实施办法
1985年8月5日，铁道部
第1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试行）》（以下简称食品卫生法），为加强铁路食品卫生监督管理，防止食品运输污染，保障广大旅客、铁路职工、家属的身体健康和铁路运输生产安全，特制订本办法。
第2条 本办法适用于承运食品的车站、列车；铁路企业设置的面向旅客和铁路职工、家属的食品生产经营单位；非铁路企业设置在铁路站区及生产、生活集中地区主要面向旅客和铁路职工、家属的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体工商户。
第3条 凡本办法第二条所含各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主管部门必须接受铁路卫生防疫站的监督检查和管理。对违反《食品卫生法》的行为，任何人都有权向铁路卫生防疫站、铁路司法部门和地方有关部门提出检举或控告。
第4条 各级铁路卫生防疫站执行国家食品卫生监督机构的职责。在履行职责时，受铁路卫生行政机构的领导，并接受当地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的业务领导和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卫生监督机构的业务指导。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上的食品卫生监督机构对铁路卫生防疫站未依法处理、或处理不当的问题，可进行处理或改变处理。
第5条 各级铁路卫生防疫站根据服务对象多少，设置相应数量的食品卫生监督员。
食品卫生监督员经所在卫生防疫站考核推荐，报上级卫生行政机构审核，由局卫生行政部门任免，并报铁道部卫生行政部门备案。
食品卫生监督员要熟悉国家卫生法规和有关政策，遵纪守法，作风正派，廉洁奉公，办事公正，工作认真，身体健康，在从事食品卫生工作一年以上的卫生医师、二年以上的卫生医士中选荐。
站车卫生监察同时是食品卫生监督员。部属工厂、院、校亦应有食品卫生监督人员，由各该厂、院、校的卫生防疫机构推荐，经所在地铁路局卫生行政机构任免。执行任务时，受所在地铁路卫生防疫站的业务领导。
各级铁路卫生行政机构应有专人主管食品卫生监督管理工作。
第6条 铁路食品卫生监督员在执行任务时，要按国家规定统一着装，佩带铁路标记。进车站、列车工作时，还必须佩带路徽，持有《铁路站车卫生监察证》。
第7条 各铁路卫生所、保健站等基层卫生单位都应有兼职食品卫生检查员，在所在地铁路卫生防疫站的业务指导下，对其服务范围内的食品生产经营者，进行食品卫生宣传和督促、检查。
食品卫生检查员由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医务人员担任，由所在单位推荐，报上级铁路卫生行政主管机构批准，并发给工作证件。
第8条 食品生产经营的主管部门（客运、生活管理、集体事业等）都应设专职或兼职食品卫生管理人员，负责本系统的食品卫生管理工作。其所属单位亦须设立专职或兼职食品卫生管理员，负责本单位的食品卫生工作。
食品、冷饮加工制造经营单位，应配备检验设备和铁路卫生防疫站核准的检验人员，负责本单位产品卫生质量的检验。冷饮、饮料、肉制品、奶制品等，必须做到产品逐批检验合格后，方准出售。铁路卫生防疫站要进行必要的抽查检验。
第9条 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必须把食品卫生列入工作计划，建立健全各项卫生制度，进行定期检查评比，把食品卫生和食品运输安全，作为考核成绩和实施奖励的依据之一。
第10条 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应负责做好本单位食品生产经营人员卫生知识和食品卫生法规的培训。铁路卫生防疫站要进行考核，并将考核成绩记入健康证“卫生知识培训”栏内。
食品从业人员技术职称晋升，须经铁路卫生防疫站卫生知识考核，合格后方准办理。
第11条 凡食品生产经营人员，均须持有铁路卫生防疫站核发的健康证。各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应负责组织所属食品生产经营人员，每年进行一次健康检查。健康检查应于每年六月底前完成。
第12条 凡在本办法第二条管辖范围内的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必须向铁路卫生防疫站申请领取《铁路卫生许可证》，凭具主管部门批件及《铁路卫生许可证》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后，方准经营。《铁路卫生许可证》每年颁（核）发一次。
吊销《铁路卫生许可证》时，铁路卫生防疫站应及时提请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第13条 承运食品的车站，除要严格执行各项有关的制度和规定外，还必须符合下列要求：
（一）食品运量集中的车站，应设食品储运专用仓库、专用站台或专用货位。
（二）承运食品的车站，站台应有水泥地面，设上水冲洗、污水排放和防雨设施。
（三）运输食品的车辆必须设备完好，经过清扫冲洗，做到无毒、无害、无异味；承运食品的车站必须指定专人，在装车前检查、确认后，方准装车。
（四）承运肉类、水产品及鲜货等易腐食品，必须有冷藏设施或专用冷藏车。
（五）车站储运食品的仓库、站台、货位，不得堆放有毒有害货物；接触有毒有害货物的搬运工具、篷布，未经卫生处理，不得作储运食品之用。
（六）下列食品禁止承运：
（1）未按包装要求包装的食品。
（2）根据省、自治区、直辖市和铁路有关规定禁止承运的食品。
（3）属于《食品卫生法》第七条规定禁止生产经营销售的食品。
第14条 旅客餐车必须有完好的冷藏设备、消毒设施，容器有标记，食品定位存放；列车售货必须有专用车。所用消毒药械、方法必须按《食品卫生法》规定经卫生部门批准。
站台售货要有防蝇、防尘、防雨的专用售货车。出售直接入口的食品，必须有符合卫生要求的包装和规定的商品标记。
第15条 凡进入车站售卖的食品经营者，必须经车站批准，并持有铁路卫生防疫站核发的《铁路卫生许可证》。除本乘务车班外，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登车或随车叫卖食品。违者由站、车工作人员教育劝阻。对于不听劝阻者，由公安部门依照有关治安条例处理。
第16条 凡遇有食物中毒及发现运输食品污染时，有关单位必须及时向所在铁路卫生防疫站报告，并保护现场，封存保留样品，以备查验，严禁弄虚作假、隐瞒真相。
第17条 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的新建、扩建、改建的选址和设计应符合卫生要求。其设计必须经铁路卫生防疫站会同有关部门审查签字后，方准施工；竣工后必须经铁路卫生防疫站验收合格，方准投入使用。
第18条 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对铁路卫生防疫站作出的控制食品的决定，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均必须立即执行。
对于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致人死亡或致人残疾的，可由受害者及其家属或由铁路卫生防疫站向铁路司法部门检举或控告，追究责任者的刑事责任。
第19条 铁路卫生防疫站应配备开展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所必须的仪器设备、取证工具和交通工具，所需经费由铁路局在年度有关计划内安排解决，基建系统所需经费由局、处在自有基金中自行安排解决。
有关健康检查、发证、设计卫生审查及各项检验的收费标准等，可参照当地规定执行。
第20条 食品卫生监督员和检查员在执行任务时，受国家法律保护。凡有阻挠、刁难或侮辱殴打食品卫生监督员和检查员者，应依据国家法律或行政纪律予以严肃处理。
食品卫生监督员在执行任务时，有玩忽职守、刁难他人或违法行为者，应依据国家法律或行政纪律予以严肃处理。
第21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生效。凡本部原发之食品卫生法规如与本办法相抵触时，按本办法执行。
第22条 本条例包括以下附件：
1、铁路食品卫生监督程序
2、铁路食品卫生监督行政处罚的若干规定
3、铁路食品卫生监督统一用表（只发各铁路局、工程局以及除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以外的抄送单位）。
附件一、铁路食品卫生监督程序
根据《食品卫生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规定，特制订本程序。
一、巡回监督程序
（一）食品卫生监督员，对辖区内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必须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巡回监督检查，依据食品卫生法规和食品卫生标准，执行食品卫生监督任务。
（二）食品卫生监督员到达食品生产经营现场后，应出示证件，说明来意，在该单位有关主管人员陪同下，进行监督检查。监督检查的内容要做详细记录，工作结束后，要由单位负责人与食品卫生监督员在“卫生监督检查记录”上共同签字。
（三）食品卫生监督员应积极宣传《食品卫生法》，向被检查单位有关人员讲清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意见与改进方法。
（四）食品卫生监督员可视食品卫生监督、监测的实际需要进行采样监测。采集样品应按规定开具食品检验收据。检验结果应通知被检单位。
二、立案调查程序
（一）立案范围：凡属群众检举、揭发（来信、来函、来电）反映违反《食品卫生法》的单位或个人，食品运输污染，食物中毒以及食品卫生监督员在巡回监督检查中发现需要处理的严重违反《食品卫生法》的问题，均应立案。
（二）立案调查步骤：
1、立案后，由铁路卫生防疫站委派承办人（二人以上，其中至少有一人为食品卫生监督员），根据案由，携带监督、监测、采样、取证等用具（仪器、表格等），及时赶赴现场。
2、到达现场后，会同单位负责人进行卫生学调查、流行病学调查、感官检查、采样送检和向有关人员进行调查等。
3、调查中要认真查清违法事实，取得必要证据，包括：证人证言、物证书证、视听证据等。必要时须经有关部门进行技术鉴定。根据事实，明确肇事者和责任者。
4、做好勘测笔录：进行现场勘测时，应详作笔录（现场调查记录书）。参加现场调查人员、当事人、证人等均必须在现场调查记录书上签字或盖章。对拒绝签字盖章的肇事者和负责人，必须写实在案，详记其姓名、职业、时间、地点及当事者情况，以便追究其责任。
5、在调查过程中，食品卫生监督员有权对造成危害的食品和可疑食品以及食品生产经营场所，采取以下紧急控制措施：
（1）封存被污染的及可能被污染的食品；
（2）暂时停止生产加工、销售可疑食品；
（3）责令追回已售出的造成食物中毒或其它食源性疾患的食品；
（4）暂时封闭食品生产经营现场。
6、调查结束后，填写“结案书”。
三、行政处罚程序
（一）经立案调查，确认违法事实属实，或在日常监督过程中，发现有违反《食品卫生法》的事实，并取得必要证据的，由经办食品卫生监督人员合议后，遵照授权范围，填写违反《食品卫生法》处罚书或处罚申请书；需报经卫生防疫站或上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的，要按程序及时行文申报，待批准后执行。
（二）对外局列车的处罚，据事实填写监督记录，经列车长、餐车长（主任）或责任者确认签字，开具处罚通知书，转所在局（分局）卫生防疫站受理执行。如系罚款，被罚单位向所在铁路卫生防疫站缴纳，执行结果以书面回执函知原开具处罚通知书的单位。
（三）在处罚限期截止前一、二天、承办食品卫生监督员应核查处理结果。如罚款尚未收讫，可在限期的最后一天上午，向被罚单位发出通知催交，同时告知逾期缴滞纳金的规定。逾期不缴（包括其它处罚决定未执行），应及时做出进一步处理判定。
（四）凡因食物中毒或其他食源性疾患致死者，为查明死亡原因，经家属申请或同意后，报请卫生行政机关批准，由病理或法医进行剖检。剖检人员要详填剖检记录，有两名以上剖检人员签字，剖检单位应负责向卫生防疫站出具证明。
四、法律程序
（一）对给予的行政处罚，当事人不服而又逾期不起诉的，依照《食品卫生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填写“申请执行书”，呈请该单位所在地铁路运输法院强制执行。
（二）对要求损害赔偿的，依照《食品卫生法》第四十条规定的程序处理。
（三）对符合《食品卫生法》第四十一条规定，需要追究直接责任人员刑事责任的，可以由铁路卫生防疫站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办理。
五、凡行政处罚和法律裁决的案例，卫生防疫站必须作结案书结案，并报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上级卫生防疫站备案，原档留存。
附件二、铁路食品卫生监督行政处罚的若干规定
根据《食品卫生法》第三十七条各款之规定，对各项行政处罚及行使处罚权限等具体规定如下：
一、各种行政处罚适用范围
（一）“警告并限期改进”适用于：违反《食品卫生法》有关规定，虽未危及消费者的健康，但经卫生防疫站批评、教育仍无改进者。
（二）“责令追回已售出的禁止生产经营的产品”适用于：
1、违反《食品卫生法》第七条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
2、已引起或有根据判定可能引起食物中毒及其他食源性疾患的食品或同批产品。
3、未经食品卫生监督机构审查的出口转内销的食品。
4、未经审批的婴幼儿主辅食品。
（三）“没收或销毁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和食品添加剂”适用于：本规定第二款所指产品中，既无安全处理措施，也无再利用价值者。
（四）“罚款二十元以上，三万元以下”适用于：
1、违反《食品卫生法》第六条第一款或多款的，罚款二十至二百元。其中情节严重或屡犯不改的，每次最高罚款额不超过四百元。
2、违反《食品卫生法》第五、七、八条的：
（1）对尚未达到影响食用者健康的，企业单位罚款不得低于一百元，个体经营户罚款不得低于二十元，每次最高罚款额不超过二千元。
（2）对已判定影响食用者健康或有欺骗、隐瞒等情节的，企业单位不得低于五百元，个体经营户不得低于一百元；同时没收其非法所得，其情节严重者，应加重处罚，但每次最高罚款额不超过三万元。
3、违反《食品卫生法》第十、十一、二十二条有关条款的，除必须立即停止生产、销售、使用该产品外，对情节严重的生产者罚款五百至五千元；对销售使用者罚款二百至一千元，其中情节严重的，每次最高罚款额不超过一万元。
4、违反《食品卫生法》第二十一、二十三、二十五、二十八条有关条款的，罚款五十至一千元，其中情节严重的，每次最高罚款额不超过一万元。
5、违反《食品卫生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对应索证的无证者，罚款五十至一千元。涂改、伪造证、单者，按其情节，罚款一百至一万元。
6、违反《食品卫生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未领取卫生许可证，擅自生产经营食品，或未经允许私自扩大经营范围的，罚款五十至一千元，其中情节严重的，每次最高罚款额不超过一万元。
7、由于不重视食品卫生或玩忽职守等原因，造成食品污染，罚款五十至五百元；较大食品污染事故，罚款一千至五千元（所污染的食品必须按卫生防疫站的决定进行处理）。
8、由于食品不卫生造成食物中毒或食源性疾患者，应按中毒事故的大小，情节的轻重及危害程度（包括中毒人数）等，给予不同程度的罚款。其中：
（1）中毒人数在十人以下者，罚款五十元至五百元；
（2）中毒人数在十一人至三十人者，罚款三百元至三千元；
（3）中毒人数在三十一人至一百五十人以下者，罚款五百元至五千元；
（4）中毒人数在一百五十一人至三百人者，罚款一千元至一万元；
（5）中毒人数在三百零一人以上或致伤、致残、致死者，以及隐瞒不报实属情节恶劣者，应加重处罚，最高罚款不超过三万元。
上述罚款，不包括损害赔偿。有关损害赔偿，按《食品卫生法》三十九、四十条办理。
对直接责任人员、单位负责人的罚款：有固定工资的，按月工资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下罚款；没有固定工资的，按其实际收入，比照执行，并由受罚单位负责统一缴纳。
（五）“责令停业改进”适用于：
1、造成食品严重污染，食物中毒或其他食源性疾患者；
2、经警告并限期改进处罚后，仍继续违反同样规定并情节较重者；
3、因设备陈旧、工艺落后或因建筑设计生产配置不合理，致使食品卫生质量低劣，半年以上达不到卫生要求者；
4、卫生防疫站抽验，同种食品连续三次检验不合格者。
对食品生产经营者进行责令停业改进或单项食品停业改进的处罚时，限一次不超过十天。列车餐车被责令停业改进，应换班整顿或解挂换车。
（六）“吊销卫生许可证”适用于：
1、经责令停业改进和罚款后仍不改进者；
2、违反食品卫生法规情节恶劣，故意坚持不改者；
3、经卫生防疫站全面鉴定，认为不适宜继续生产经营食品者。
二、行政处罚权限
（一）实施本规定第一条第（一）款时，由食品卫生监督员当场执行，执行后向卫生防疫站领导汇报。
（二）实施本规定第一条第（二）、（三）款时，由食品卫生监督员提出处罚通知书，经卫生防疫站裁决后执行，但食品卫生监督员有权当场对食品采取控制性措施。
（三）实施本规定第一条第（四）款时，其具体授权和办法如下：
1、罚款二十元以上一百元以下（包括一百元），食品卫生监督员可以当场裁定。
2、罚款一百元以上至五千元，由食品卫生监督员填写处罚通知书，经卫生防疫站裁决后执行。
3、罚款五千元以上至三万元，由食品卫生监督员填写处罚通知书，经卫生防疫站研究，报送上级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后执行。
（四）实施本规定第一条第（五）款时，由食品卫生监督员填写处罚通知书，经卫生防疫站裁定后执行。
（五）实施本规定第一条第（六）款时，由卫生防疫站提出书面报告，报上级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后执行。
（六）对卫生防疫站确认为无法抗御的中毒或污染事故，可免于处罚，对知情不报者要重罚。对发生中毒能及时报告，并认真查找原因，作出改进者，可酌情从宽处罚。
三、对食品生产经营者的行政处罚，应由其自身直接承担。罚款按处罚程序在限期内如数缴纳，逾期不缴罚款又不起诉者，按罚款数额每日再加罚百分之一的滞纳金。如果受处罚者认为违法原因不在自身，则在接受行政处罚后，可依法向货源单位或责任单位追究责任。
四、食品生产经营者的罚款支出，不得列入生产成本。所收罚款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附件三略）
李遥
摘要：民众性诉讼情绪是专业性质的民意，民意是政治的，诉讼情绪是法律的，在民众性诉讼情绪面前，邓玉娇案迅速落下法槌，完成了民众对司法的一次监督，本文，结合多个案例，提出了民众性诉讼情绪这一概念，论述了其特征、剖析了其价值，重点是其与司法的冲突关系和正确疏导。
关键词：民众性诉讼情绪 价值剖析 程序正义 立法 听证
Abstract: Mass lawsuit mood is a kind of special public opinion, public opinion is political ,lawsuit mood is legal, before the mass lawsuit mood, the case of Dong Yujiao is judged quickly, which finished another surveillance , this paper ,combining with a few case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 of mass lawsuit mood, discussing its characters ,analyzing its value, emphasizing on its conflict with judicatory and right leading.
Keywords: Mass lawsuit mood Value analyzing Procedure justice Lawmaking Hearing of witness
从西安黄碟到孙志刚，从杜培武到刘涌，从佘祥林到三鹿奶粉，从罗彩霞到杭州飙车到邓玉娇-----，民众的热情与关注盛况空前，形成相当规模的群众性诉讼情绪，孙志刚案引发民间三博士上书、三鹿奶粉案专设民意调查网页、佘祥林案有220名群众联名上书、杭州飙车案与邓玉娇案引发官民对立-----，群体性的诉求与意愿汹涌而来，是真正的道义愤怒？还是民众对司法的怀疑？是在履行民意监督？还是在非理性的干扰司法？是无理的喧嚣还是由衷的呼吁？
但是，我们明白的是，我们的司法还没有完全的独立、权力一直在有形无形的侵蚀着司法、在中国，权力与权利的博弈,遭遇非难的永远是权利，人们长期的情绪积压，会借特定事件予以宣泄，面对巨大的民众情绪浪潮的冲击，司法恐难立住阵脚，那么，从侦查到公诉再到审判,是选择绝对地服从法律，还是顺应民众诉向？抑或是两者兼顾？顺应民众诉向与两者兼顾是否是对法律精神与司法独立的玷污？
我们还明白的是，是民众性诉讼情绪促成了对孙志刚涉案人员的从速查办、同样也是民众诉向促成了佘祥林冤案的产生，所以，民众性诉讼情绪的积极意义与负面影响并存。那么，司法与民众性诉讼情绪的PK，司法为什么难以独善其身？为什么会失去了权威？为什么表现的如此的不自信？
一、 民众性诉讼情绪的特征
社会心理学界对角色心理的研究，可以说是源远流长，而且至今有着强劲的课题生命。从诉讼法的视角来看待中国的司法，终究绕不开社会互动这一背景的，公众化的诉讼情绪带有诉讼社会化的严重倾向，是超越民意的一种略带专业化色彩的心里或心态。民意是个政治学上的概念，以嵌入政治生活为已任；诉讼情绪应属法学和司法领域，参与者有极强的专门角色心里，是和法理、情理与司法文明与道德形成参照与对抗的社会群体，这个群体和司法权威进行互动，其隐性目的是彰显与诠注司法伦理。
诉讼情绪，作为概念之提出，有其人民性的一面，但以法律正义为其归属更为合适，更能说明其本质，此外，激情化与专业化、非理性心态甚至仇视心态也是其特征。激情是情感的强烈表现形式，往往发生在强烈刺激或突如其来的变化之后,人在激情的支配下，常能调动身心的巨大潜力，公众激情与诉讼的碰撞，难免具有迅猛、激烈、难以抑制之特点。专业化是一个动态的或历史的概念，与能力和胜任相关，诉讼情绪须具有专业化的一种心态，公意也好，民意也好，参与人员有部分的随波逐流者，诉讼情绪的响应者则在数量上应该少得多，在质量上则优秀的多，因为诉讼情绪面对的是国家公器，是法庭，是国家强制力，是庄严的判决，少了专业性的分析与预测是不能称其为诉讼情绪，从这个角度来说，民众诉向不是喧哗，不是叫嚣。虽然具有专业心态的一面，但是，毕竟是群体性的，主体的多样化，主体的价值观与知识面的层次性决定了诉讼情绪的非理性，前文提到过，诉讼情绪是民众长期的积怨，以特定的法律事件为突破口而形成的，本来仇视客体迥异，可能借此转而仇视司法。
二、 民众性诉讼情绪的价值剖析
在一个民主与法治的社会，国民诉讼情绪在空间上的表达是非常广阔的，英美法系的陪审团制度何尝不是一种民众性的诉讼操作？但是，司法的独立性又决定了其不会和不应该受到法律之外的任何干扰，在法治还没有建成的我国，国民性司法情绪的客观存在在功能与发挥的作用上虽然有其狭碍的一面，但是，从社会监督的视角，其性能容不得低估，对于打压腐败与不公、还原法律事实、实现司法正义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这表现在一是在一定程度上对权力、人情介入司法的剥离作用，二表现在一定程度上对司法权力滥用的阻隔作用。我们呼吁司法独立，只是从司法不受权力干涉的单一层面和良好愿望出发，为此，我们在机制上有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经几十年的实践,我们发现，一是法官手中根本无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裁量，二是自由裁量恰恰成了司法腐败滋生的温床，这二个结果都是对严肃的、代表国家公权司法的极大嘲讽。自由裁量权有“黑箱”一喻，道出个中原由。 如果司法在实践上不是太曲解民众的诉讼情绪，那么，司法权力的运作将是趋于公正的。诉讼情绪依托于媒体或网络，这二者有着强大传播、搜索、纠错、“扒皮”功能，身陷其中者很难善终，如交通部官员林嘉祥虽然经过法律程序予以无罪的肯定，可是也伴随着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的结果。
所以，长期以来，我们的司法之所以会失去群众与民心，究其原因不外乎有二，一是权力的干涉，二是人情的干扰，而民众性诉讼情绪从其本质来看，虽然矛头直指司法过程，但最终击中的还是案子本身背后的司法阴暗，它迫使诉讼细节公开、结果透明，而仅此一点，就推动司法趋向程序正义，程序正义继而渐近实体正义，这对“打官司就是打关系”的我国现实起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与阻止作用。
洛克在他的《政府论》序言中所说:“为了巩固我们伟大的复兴，我们现在的国王，是要按照人民的意愿，履行他的权力。” 说这句话应该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如何征集民意？代表制度与代议制都是一定形式的民意集中方式，民众性诉讼情绪是非官方的民意的自发集中，是一定意义上的对理想法的呼唤，而表现的是对现实法的叛逆。法的原始功能和本质，是对无主利益的分配，对既得利益的保护， 如此说来，诉讼性诉讼情绪追求的是对个体诉讼权益失却的恢复。
中国的宪法原则之一是人民主权，但行政与司法的常态化却又无法实现人民对 “权”的拥抱，短短几年，多起个案中的民众性诉讼情绪的被高频率的激发，原因即在此，而民众性诉讼情绪相对于司法的胜利，成就了宪政价值，却也正是司法的悲哀，从反面给出了我们的司法还没有独立的惨酷的答案。
三、 民众性诉讼情绪与司法的关系
诉权的正当与严肃使诉讼情绪可能在瞬间被理直气壮的激活， 而司法的技术规范与价值判断又使得参与群体在参与过程中对自己所演的角色的多次重新审视与评价，对自己的主张和诉求与法律正义、司法精神进行一系列的对比，这种自己意识上的建构经历了一段心里上对司法的消解、过滤甚至消费过程。邱兴华案中，邱兴华连毙十人，行凶地是庙宇，然后是逃亡——追捕——捉拿归案——审判——枪决，一时大快天下，此间，有一个致命的细节——对邱兴华没有进行精神病鉴定，这在司法上无论如何也是说不过去的,群体性的舆论造就了一起对司法的恶性消费，对象是穷凶极恶的邱兴华和茫然的司法，但是，群体的感官得以满足，膨胀的诉讼情绪也随着一声枪响归于平静。邓玉娇案，妙龄少女，腐败官员，异性洗浴，律师哭泣，解除委托，证据破坏，网民声援，警察、律师、公众、法官、政府等多方的较量纷纷登场，迅之而来的是一审有罪判决。而搁浅的是强奸嫌疑、官方代表邓母宣布解除与律师的委托、邓玉娇的作为证据的内裤被清洗等诸多疑问，形成诉讼情绪质问司法、司法尽可能的还原法律事实与偿还个体权益的直线逻辑。
从某个角度，民众性诉讼情绪是司法实践层面上的一件外衣，是对司法伦理，尤其是人情世俗、公道是非、善恶优劣的一种主观性的不确定的评判。在评判的过程中，因为事实真相的不透明，必然有着对案情臆想的成份，但是，最起码的一点是民众的出发点在于良好愿望，在于对司法公正与人间正义的希冀，那么，这个过程就完成了一次社会性的民意监测，不得不承认，邓玉娇案，还有几年前的孙志刚案的迅速和公正解决（邓玉娇案用了一个月零六天，孙志刚案用时二个月），社会舆论所形成的民众性的诉讼情绪起了相当的作用。但是，诉讼情绪对司法的影响的合法性一直倍受质疑，诉讼情绪与司法独立间的冲突也一直司法实践上的难以逾越的一个“雷区”。
从文中提到的几个案例来看，民意、媒体、网络等对案件的参与与监督，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民间审判”，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到法院与法官。但是，诉讼情绪所代表的社会共识与司法独立的价值取向却并非并行。我们承认，在激奋的舆论面前，法院与法官会屏蔽掉某些如权力干涉或人情干扰等不健康的因素，会平衡司法对抗中的强势和弱势，此为积级性的一面，但是，司法的独立性、严肃性被挑战、法律尊严被抽取、司法程序被扰乱，法条精义被曲解，这也成为司法无法言说的心痛。
随着人们对人权研究的深入，也随着人们对司法独立价值的重新考量，人们逐步认识到，表达自由不仅有被公民滥用的可能性，也有被他人利用的可能性。 民众性诉讼情绪与表达自由相比，非理性因素当然要多，但与民主爆炸相比，理性成分则占有优势，那么，在价值位阶上，有学者认为自由高于司法权力，因为其本质是公民权利高于国家权利。 按照此逻辑，作为诉讼自由与民主的一部分的民众性诉讼情绪，是要高于司法独立？《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9条的规定：既有利于维护司法独立审判，又不过度限制公民的表达自由。显然，这是在对二者紧张关系的中和。
四、 民众性诉讼情绪之疏导
在我国当下，司法不独立、司法不平等与司法不公正是民众性诉讼情绪与司法激烈冲突的最大诱因，如何化解二者的对立，完成二者的平等对话是理论界和实践者的迫切任务。
谈到对二者关系的调合，应该先回归到法律的根源，即从立法上先消磨掉二者的不均等诉向。莱奥辛说过：“法治，就其经典的含义而言，必须切实保障法律的确定性，以使个人能够据此为其私人生活和商业活动做出长远规划，否则法治就不可能维系”。法律如何完成自己的确定性？法律在成为法律之前，是否考虑过人民的感觉？法治要给人民充分的表达权，法治体现的是以民为本，宪政标准下的立法应该充分反映民意，为此，立法听证从技术和程序上予以保证，而一个时代和民族对宪政精神的理解和参悟、法律制度与司法机制对宪政和法治的支撑，却不是仅是技术和程序所能解决的。国家专司立法，法为国家公器运作的依据，立法之初，剥除官本位、政府本位、权力本位动机，汲取民生、民本、民主思想；立法之中，立法机构或立法者不能有超然于人民之上的感觉；所立之法应被人民信仰。我国现行宪法第12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宪法第126条、第35、第41条对言论自由与司法独立之间紧张关系的处理作了原则上的规定，但其具体范围的界定却通过授权性规范，这种作法在国际社会较为独特。从立宪技术上不能不说存有一定缺撼。
在司法独立的国家，司法实践的细节和过程是排除民众性诉讼情绪的，但是，英美国家的陪审团却以一种近似完美的程序实现了法律对民主、民众诉向的趋同与回归。因为从本质上说，“陪审制度首先是一种政治制度，历来被看成是人民主权的一种形式。” 但是，辛普森案也好，米兰达案也好，我们在感慨他们程序美好的同时，难道对这种程序害及实体正义的机制真的就由衷的赞美？可见，英美法律体系不能完整地解决这种困境，我们试着解决——人民陪审员制度，此制度从产生之日起就历经修正，可是，其设立初衷与实践结果仍然大相迥庭，是什么在捣鬼？笔者以为，人民陪审员的核心在“人民”二字，而人民陪审员产生的第一步就大错特错，官方或法院院长荐举，人大常委会任命，这与“人民” 已相去千里，完全的失去群众基础，所以，流于形式、陪而不审的现象使人民陪审员制度遭遇垢病多，赞誉少。为此，笔者设计了案件听证制度。这个案件听证团要12到15名与案件无关的人员组成，成员从来源上不单是法院内部人员组成，而是由高级知识分子、达到一定行政职务的官员和具有崇高威望的社会活动家等人员组成。听证成员不再是院长的提名和人大常委会的任命，也不是随意选定（在美国，近年来通常联合使用选民名单、电话号码簿名单、汽车登记名单以及类似程序进行挑选），社会选举的成员也要占一定的比例。和英美的陪审团一样的是，也是在庭审过程中进行听证，听证团成员在听审时无任何发言权，只是要认真听审和用心感受，并在听审后通过秘密投票的方式对案件有所定夺，且这种定夺在法官最后决断时必须占一定比例地参考和影响，以实现司法与民众诉向、诉讼情绪的靠拢与中和。
联系到法官断案实际与个案正义，在我国当下，司法诉讼的实践环节所运用的法律方法还有待补充，因为，法律方法自近代大体经历近乎机械适用的设计到允许法官解释法律，再到法律论证的演变，反映的是法律适用理论与实践不断提升的过程， 可是，多年以来，我们有法官释明环节一直不成体系，或者说从来就没有所谓针对老百姓的法律解释机制。从社会学角色理论上说，是因为司法情景系统的紊乱或者说是法官在司法实践时所处的角色环境的影响，使得依托于西方法治实践及其司法经验并为中国法律人所广泛接受的法官角色，一到中国，便或多或少发生了“走样”和“位移”。 所以，法庭之上的法官以君临天下的姿态出现，这便与民众隔开了一大段距离，长期以来，造成民众对法官与司法的信任，推及到对法律的信仰便大大折扣。那么，精细司法过程的重要一步是加强与完善法官释法环节，把释疑与解惑的工作做好，是实现有效与民沟通的重要前提。因为释明权制度能实现法官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的相互借鉴，这在司法审判实践的合理内核上又加了一层司法取信于民的诚信价值。
一直以来，我国宪法实践着监督的使命，相对于宪法司法，这是宪法功能的弱化，所以有学者说我们的宪法很好，只是睡着了。 那么，“醒着“的宪法是什么样子？宪法的应然功能是什么？在美国，所有案件最终判决最终能落实到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原则，在我国，宪法的司法适用第一案即齐玉苓案件也被认为是公正合理的。 所以，宪法性裁判应该作为一个制度予以真正的确立。人民主权原则的阐述阵地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如果非要由一个第三者的参与来对民众性诉讼情绪与司法独立做一裁判的话，在中国，这个任务只能由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来行使。理想的审理机构应该是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民间代表组成的听证团、法官等三方进行，把民众性诉讼情绪消化在法庭之上，而不是法庭之外，这样的判决从价值上就或多或少保证了从法律条文、法律精神与司法论理的双赢司面。
在中国当代语境之下，民主与宪政都是现代政制的基础。然而，民主强调公民的参政权和政治秩序，宪政强调对政府(国家权力 )的限制和防范， 民主是法治的前提，而不是结果，以此为基础才有民生和民本，如果把民主看成是一片大好光景的话，那法治只是大好光景里的一棵树或一片云，而法治则要借助司法实现民众心中的美好愿望，实现民主与法律精神之间心领神会的默契。民主责问的是权力如何产生，法治责问的是权力如何运用、符合民意的权力生成和运用是对利益的最佳处置与分配，民众性诉讼情绪挑剔的是一切形式的民主与法治、追究的是个体诉讼利益的去向与归宿，所以，借用一定程度的宪政理念的培育和民主建设对民众性诉讼情绪加以疏导、实现诉讼情绪与司法的良性互动才是治本之策。
结语：
经过建国六十年，开放三十年，中国依然摆脱不了传统的影子，传统中国的法律是以道义和情理为基，对于其关系，也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个基本命题。
铁路食品卫生监督实施办法
铁路食品卫生监督实施办法
1985年8月5日，铁道部
第1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试行）》（以下简称食品卫生法），为加强铁路食品卫生监督管理，防止食品运输污染，保障广大旅客、铁路职工、家属的身体健康和铁路运输生产安全，特制订本办法。
第2条 本办法适用于承运食品的车站、列车；铁路企业设置的面向旅客和铁路职工、家属的食品生产经营单位；非铁路企业设置在铁路站区及生产、生活集中地区主要面向旅客和铁路职工、家属的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体工商户。
第3条 凡本办法第二条所含各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主管部门必须接受铁路卫生防疫站的监督检查和管理。对违反《食品卫生法》的行为，任何人都有权向铁路卫生防疫站、铁路司法部门和地方有关部门提出检举或控告。
第4条 各级铁路卫生防疫站执行国家食品卫生监督机构的职责。在履行职责时，受铁路卫生行政机构的领导，并接受当地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的业务领导和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卫生监督机构的业务指导。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上的食品卫生监督机构对铁路卫生防疫站未依法处理、或处理不当的问题，可进行处理或改变处理。
第5条 各级铁路卫生防疫站根据服务对象多少，设置相应数量的食品卫生监督员。
食品卫生监督员经所在卫生防疫站考核推荐，报上级卫生行政机构审核，由局卫生行政部门任免，并报铁道部卫生行政部门备案。
食品卫生监督员要熟悉国家卫生法规和有关政策，遵纪守法，作风正派，廉洁奉公，办事公正，工作认真，身体健康，在从事食品卫生工作一年以上的卫生医师、二年以上的卫生医士中选荐。
站车卫生监察同时是食品卫生监督员。部属工厂、院、校亦应有食品卫生监督人员，由各该厂、院、校的卫生防疫机构推荐，经所在地铁路局卫生行政机构任免。执行任务时，受所在地铁路卫生防疫站的业务领导。
各级铁路卫生行政机构应有专人主管食品卫生监督管理工作。
第6条 铁路食品卫生监督员在执行任务时，要按国家规定统一着装，佩带铁路标记。进车站、列车工作时，还必须佩带路徽，持有《铁路站车卫生监察证》。
第7条 各铁路卫生所、保健站等基层卫生单位都应有兼职食品卫生检查员，在所在地铁路卫生防疫站的业务指导下，对其服务范围内的食品生产经营者，进行食品卫生宣传和督促、检查。
食品卫生检查员由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医务人员担任，由所在单位推荐，报上级铁路卫生行政主管机构批准，并发给工作证件。
第8条 食品生产经营的主管部门（客运、生活管理、集体事业等）都应设专职或兼职食品卫生管理人员，负责本系统的食品卫生管理工作。其所属单位亦须设立专职或兼职食品卫生管理员，负责本单位的食品卫生工作。
食品、冷饮加工制造经营单位，应配备检验设备和铁路卫生防疫站核准的检验人员，负责本单位产品卫生质量的检验。冷饮、饮料、肉制品、奶制品等，必须做到产品逐批检验合格后，方准出售。铁路卫生防疫站要进行必要的抽查检验。
第9条 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必须把食品卫生列入工作计划，建立健全各项卫生制度，进行定期检查评比，把食品卫生和食品运输安全，作为考核成绩和实施奖励的依据之一。
第10条 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应负责做好本单位食品生产经营人员卫生知识和食品卫生法规的培训。铁路卫生防疫站要进行考核，并将考核成绩记入健康证“卫生知识培训”栏内。
食品从业人员技术职称晋升，须经铁路卫生防疫站卫生知识考核，合格后方准办理。
第11条 凡食品生产经营人员，均须持有铁路卫生防疫站核发的健康证。各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应负责组织所属食品生产经营人员，每年进行一次健康检查。健康检查应于每年六月底前完成。
第12条 凡在本办法第二条管辖范围内的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必须向铁路卫生防疫站申请领取《铁路卫生许可证》，凭具主管部门批件及《铁路卫生许可证》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后，方准经营。《铁路卫生许可证》每年颁（核）发一次。
吊销《铁路卫生许可证》时，铁路卫生防疫站应及时提请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第13条 承运食品的车站，除要严格执行各项有关的制度和规定外，还必须符合下列要求：
（一）食品运量集中的车站，应设食品储运专用仓库、专用站台或专用货位。
（二）承运食品的车站，站台应有水泥地面，设上水冲洗、污水排放和防雨设施。
（三）运输食品的车辆必须设备完好，经过清扫冲洗，做到无毒、无害、无异味；承运食品的车站必须指定专人，在装车前检查、确认后，方准装车。
（四）承运肉类、水产品及鲜货等易腐食品，必须有冷藏设施或专用冷藏车。
（五）车站储运食品的仓库、站台、货位，不得堆放有毒有害货物；接触有毒有害货物的搬运工具、篷布，未经卫生处理，不得作储运食品之用。
（六）下列食品禁止承运：
（1）未按包装要求包装的食品。
（2）根据省、自治区、直辖市和铁路有关规定禁止承运的食品。
（3）属于《食品卫生法》第七条规定禁止生产经营销售的食品。
第14条 旅客餐车必须有完好的冷藏设备、消毒设施，容器有标记，食品定位存放；列车售货必须有专用车。所用消毒药械、方法必须按《食品卫生法》规定经卫生部门批准。
站台售货要有防蝇、防尘、防雨的专用售货车。出售直接入口的食品，必须有符合卫生要求的包装和规定的商品标记。
第15条 凡进入车站售卖的食品经营者，必须经车站批准，并持有铁路卫生防疫站核发的《铁路卫生许可证》。除本乘务车班外，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登车或随车叫卖食品。违者由站、车工作人员教育劝阻。对于不听劝阻者，由公安部门依照有关治安条例处理。
第16条 凡遇有食物中毒及发现运输食品污染时，有关单位必须及时向所在铁路卫生防疫站报告，并保护现场，封存保留样品，以备查验，严禁弄虚作假、隐瞒真相。
第17条 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的新建、扩建、改建的选址和设计应符合卫生要求。其设计必须经铁路卫生防疫站会同有关部门审查签字后，方准施工；竣工后必须经铁路卫生防疫站验收合格，方准投入使用。
第18条 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对铁路卫生防疫站作出的控制食品的决定，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均必须立即执行。
对于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致人死亡或致人残疾的，可由受害者及其家属或由铁路卫生防疫站向铁路司法部门检举或控告，追究责任者的刑事责任。
第19条 铁路卫生防疫站应配备开展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所必须的仪器设备、取证工具和交通工具，所需经费由铁路局在年度有关计划内安排解决，基建系统所需经费由局、处在自有基金中自行安排解决。
有关健康检查、发证、设计卫生审查及各项检验的收费标准等，可参照当地规定执行。
第20条 食品卫生监督员和检查员在执行任务时，受国家法律保护。凡有阻挠、刁难或侮辱殴打食品卫生监督员和检查员者，应依据国家法律或行政纪律予以严肃处理。
食品卫生监督员在执行任务时，有玩忽职守、刁难他人或违法行为者，应依据国家法律或行政纪律予以严肃处理。
第21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生效。凡本部原发之食品卫生法规如与本办法相抵触时，按本办法执行。
第22条 本条例包括以下附件：
1、铁路食品卫生监督程序
2、铁路食品卫生监督行政处罚的若干规定
3、铁路食品卫生监督统一用表（只发各铁路局、工程局以及除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以外的抄送单位）。
附件一、铁路食品卫生监督程序
根据《食品卫生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规定，特制订本程序。
一、巡回监督程序
（一）食品卫生监督员，对辖区内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必须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巡回监督检查，依据食品卫生法规和食品卫生标准，执行食品卫生监督任务。
（二）食品卫生监督员到达食品生产经营现场后，应出示证件，说明来意，在该单位有关主管人员陪同下，进行监督检查。监督检查的内容要做详细记录，工作结束后，要由单位负责人与食品卫生监督员在“卫生监督检查记录”上共同签字。
（三）食品卫生监督员应积极宣传《食品卫生法》，向被检查单位有关人员讲清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意见与改进方法。
（四）食品卫生监督员可视食品卫生监督、监测的实际需要进行采样监测。采集样品应按规定开具食品检验收据。检验结果应通知被检单位。
二、立案调查程序
（一）立案范围：凡属群众检举、揭发（来信、来函、来电）反映违反《食品卫生法》的单位或个人，食品运输污染，食物中毒以及食品卫生监督员在巡回监督检查中发现需要处理的严重违反《食品卫生法》的问题，均应立案。
（二）立案调查步骤：
1、立案后，由铁路卫生防疫站委派承办人（二人以上，其中至少有一人为食品卫生监督员），根据案由，携带监督、监测、采样、取证等用具（仪器、表格等），及时赶赴现场。
2、到达现场后，会同单位负责人进行卫生学调查、流行病学调查、感官检查、采样送检和向有关人员进行调查等。
3、调查中要认真查清违法事实，取得必要证据，包括：证人证言、物证书证、视听证据等。必要时须经有关部门进行技术鉴定。根据事实，明确肇事者和责任者。
4、做好勘测笔录：进行现场勘测时，应详作笔录（现场调查记录书）。参加现场调查人员、当事人、证人等均必须在现场调查记录书上签字或盖章。对拒绝签字盖章的肇事者和负责人，必须写实在案，详记其姓名、职业、时间、地点及当事者情况，以便追究其责任。
5、在调查过程中，食品卫生监督员有权对造成危害的食品和可疑食品以及食品生产经营场所，采取以下紧急控制措施：
（1）封存被污染的及可能被污染的食品；
（2）暂时停止生产加工、销售可疑食品；
（3）责令追回已售出的造成食物中毒或其它食源性疾患的食品；
（4）暂时封闭食品生产经营现场。
6、调查结束后，填写“结案书”。
三、行政处罚程序
（一）经立案调查，确认违法事实属实，或在日常监督过程中，发现有违反《食品卫生法》的事实，并取得必要证据的，由经办食品卫生监督人员合议后，遵照授权范围，填写违反《食品卫生法》处罚书或处罚申请书；需报经卫生防疫站或上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的，要按程序及时行文申报，待批准后执行。
（二）对外局列车的处罚，据事实填写监督记录，经列车长、餐车长（主任）或责任者确认签字，开具处罚通知书，转所在局（分局）卫生防疫站受理执行。如系罚款，被罚单位向所在铁路卫生防疫站缴纳，执行结果以书面回执函知原开具处罚通知书的单位。
（三）在处罚限期截止前一、二天、承办食品卫生监督员应核查处理结果。如罚款尚未收讫，可在限期的最后一天上午，向被罚单位发出通知催交，同时告知逾期缴滞纳金的规定。逾期不缴（包括其它处罚决定未执行），应及时做出进一步处理判定。
（四）凡因食物中毒或其他食源性疾患致死者，为查明死亡原因，经家属申请或同意后，报请卫生行政机关批准，由病理或法医进行剖检。剖检人员要详填剖检记录，有两名以上剖检人员签字，剖检单位应负责向卫生防疫站出具证明。
四、法律程序
（一）对给予的行政处罚，当事人不服而又逾期不起诉的，依照《食品卫生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填写“申请执行书”，呈请该单位所在地铁路运输法院强制执行。
（二）对要求损害赔偿的，依照《食品卫生法》第四十条规定的程序处理。
（三）对符合《食品卫生法》第四十一条规定，需要追究直接责任人员刑事责任的，可以由铁路卫生防疫站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办理。
五、凡行政处罚和法律裁决的案例，卫生防疫站必须作结案书结案，并报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上级卫生防疫站备案，原档留存。
附件二、铁路食品卫生监督行政处罚的若干规定
根据《食品卫生法》第三十七条各款之规定，对各项行政处罚及行使处罚权限等具体规定如下：
一、各种行政处罚适用范围
（一）“警告并限期改进”适用于：违反《食品卫生法》有关规定，虽未危及消费者的健康，但经卫生防疫站批评、教育仍无改进者。
（二）“责令追回已售出的禁止生产经营的产品”适用于：
1、违反《食品卫生法》第七条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
2、已引起或有根据判定可能引起食物中毒及其他食源性疾患的食品或同批产品。
3、未经食品卫生监督机构审查的出口转内销的食品。
4、未经审批的婴幼儿主辅食品。
（三）“没收或销毁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和食品添加剂”适用于：本规定第二款所指产品中，既无安全处理措施，也无再利用价值者。
（四）“罚款二十元以上，三万元以下”适用于：
1、违反《食品卫生法》第六条第一款或多款的，罚款二十至二百元。其中情节严重或屡犯不改的，每次最高罚款额不超过四百元。
2、违反《食品卫生法》第五、七、八条的：
（1）对尚未达到影响食用者健康的，企业单位罚款不得低于一百元，个体经营户罚款不得低于二十元，每次最高罚款额不超过二千元。
（2）对已判定影响食用者健康或有欺骗、隐瞒等情节的，企业单位不得低于五百元，个体经营户不得低于一百元；同时没收其非法所得，其情节严重者，应加重处罚，但每次最高罚款额不超过三万元。
3、违反《食品卫生法》第十、十一、二十二条有关条款的，除必须立即停止生产、销售、使用该产品外，对情节严重的生产者罚款五百至五千元；对销售使用者罚款二百至一千元，其中情节严重的，每次最高罚款额不超过一万元。
4、违反《食品卫生法》第二十一、二十三、二十五、二十八条有关条款的，罚款五十至一千元，其中情节严重的，每次最高罚款额不超过一万元。
5、违反《食品卫生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对应索证的无证者，罚款五十至一千元。涂改、伪造证、单者，按其情节，罚款一百至一万元。
6、违反《食品卫生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未领取卫生许可证，擅自生产经营食品，或未经允许私自扩大经营范围的，罚款五十至一千元，其中情节严重的，每次最高罚款额不超过一万元。
7、由于不重视食品卫生或玩忽职守等原因，造成食品污染，罚款五十至五百元；较大食品污染事故，罚款一千至五千元（所污染的食品必须按卫生防疫站的决定进行处理）。
8、由于食品不卫生造成食物中毒或食源性疾患者，应按中毒事故的大小，情节的轻重及危害程度（包括中毒人数）等，给予不同程度的罚款。其中：
（1）中毒人数在十人以下者，罚款五十元至五百元；
（2）中毒人数在十一人至三十人者，罚款三百元至三千元；
（3）中毒人数在三十一人至一百五十人以下者，罚款五百元至五千元；
（4）中毒人数在一百五十一人至三百人者，罚款一千元至一万元；
（5）中毒人数在三百零一人以上或致伤、致残、致死者，以及隐瞒不报实属情节恶劣者，应加重处罚，最高罚款不超过三万元。
上述罚款，不包括损害赔偿。有关损害赔偿，按《食品卫生法》三十九、四十条办理。
对直接责任人员、单位负责人的罚款：有固定工资的，按月工资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下罚款；没有固定工资的，按其实际收入，比照执行，并由受罚单位负责统一缴纳。
（五）“责令停业改进”适用于：
1、造成食品严重污染，食物中毒或其他食源性疾患者；
2、经警告并限期改进处罚后，仍继续违反同样规定并情节较重者；
3、因设备陈旧、工艺落后或因建筑设计生产配置不合理，致使食品卫生质量低劣，半年以上达不到卫生要求者；
4、卫生防疫站抽验，同种食品连续三次检验不合格者。
对食品生产经营者进行责令停业改进或单项食品停业改进的处罚时，限一次不超过十天。列车餐车被责令停业改进，应换班整顿或解挂换车。
（六）“吊销卫生许可证”适用于：
1、经责令停业改进和罚款后仍不改进者；
2、违反食品卫生法规情节恶劣，故意坚持不改者；
3、经卫生防疫站全面鉴定，认为不适宜继续生产经营食品者。
二、行政处罚权限
（一）实施本规定第一条第（一）款时，由食品卫生监督员当场执行，执行后向卫生防疫站领导汇报。
（二）实施本规定第一条第（二）、（三）款时，由食品卫生监督员提出处罚通知书，经卫生防疫站裁决后执行，但食品卫生监督员有权当场对食品采取控制性措施。
（三）实施本规定第一条第（四）款时，其具体授权和办法如下：
1、罚款二十元以上一百元以下（包括一百元），食品卫生监督员可以当场裁定。
2、罚款一百元以上至五千元，由食品卫生监督员填写处罚通知书，经卫生防疫站裁决后执行。
3、罚款五千元以上至三万元，由食品卫生监督员填写处罚通知书，经卫生防疫站研究，报送上级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后执行。
（四）实施本规定第一条第（五）款时，由食品卫生监督员填写处罚通知书，经卫生防疫站裁定后执行。
（五）实施本规定第一条第（六）款时，由卫生防疫站提出书面报告，报上级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后执行。
（六）对卫生防疫站确认为无法抗御的中毒或污染事故，可免于处罚，对知情不报者要重罚。对发生中毒能及时报告，并认真查找原因，作出改进者，可酌情从宽处罚。
三、对食品生产经营者的行政处罚，应由其自身直接承担。罚款按处罚程序在限期内如数缴纳，逾期不缴罚款又不起诉者，按罚款数额每日再加罚百分之一的滞纳金。如果受处罚者认为违法原因不在自身，则在接受行政处罚后，可依法向货源单位或责任单位追究责任。
四、食品生产经营者的罚款支出，不得列入生产成本。所收罚款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附件三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