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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基础贸易合同对信用证独立性的干预

居松南


摘要

　　信用证尽管被认为是具有很强的独立性，但是基础贸易合同的履行仍然对信用证产生重要的影响，基础合同的履行得当与否会直接干预信用证的正常履行。开证申请人和开证行之间的商业利益关系决定了开证行能否正常对外付款。

关键词　　信用证；独立性；

　　信用证系开证行应申请人的请求对外开立的承诺在所提交的单据和信用证规定的内容和要求一致的情况下，承担付款义务的有条件的付款承诺。信用证关系被认为是一项独立的法律关系组合，但是最核心的法律关系是开证行和受益人之间的有条件的付款承诺关系。信用证这项贸易结算工具创立至今，极大地推动了贸易的发展，被视为是将金融信用取代商业信用的积极创造。信用证适用的统一惯例也为广大贸易者、银行、航运者所接受，成为世界上适用范围最广的国际法。
　　信用证之所以能够有如此的生命力，在于其有着极强的独立性，信用证开立后则独立于贸易基础合同，开证行凭借自己判断对外做出是否付款的意思表示，受益人也可直接主张于信用证开证行以获得相应的付款。可以说信用证的独立性特点是信用证能够被广泛接受的最根本原因。但信用证的独立性是否就已经真正发展到超脱基础贸易合同而成为与基础贸易合同毫无瓜葛的法律关系，从而与基础合同之间形成井水不犯河水的并行的体系呢？笔者认为，无论如何信用证在其运行中总会受到基础合同的强大影响，从而极大地改变名义上的独立性。

一、 基础贸易合同中约定信用证开立条款时的干预
　　信用证充其量仅仅是一个结算工具，是贸易双方就资金如何支付所做的安排。按照一般贸易规则，买卖合同履行过程中，合同的买方负有向卖方支付款项的义务，买方支付款项的方式有很多种但是不外乎采取包括现金、汇款、托收或者信用证的方式。从安全性角度而言，信用证被视为最安全的结算工具，信用证拉近了买卖双方之间的距离，减轻了因双方之间的不信任而产生的副作用。
买卖双方一旦同意采用以信用证为结算的工具，则就涉及到信用证的开立时间、信用证开立银行的接受与否、信用证开立的费用承担、信用证中具体的单据的种类份数出具人等条款。这些条款都会被纳入基础贸易合同的范围，买卖双方就这些开证条款进行充分的磋商并达成一致，最终成为基础贸易合同的一部分。
可以这样说，基础贸易合同中就信用证开立条款所作出的约定是后续买方申请开立信用证的基础，没有双方在基础贸易合同中的磋谈，就谈不上信用证的适用。更为关键的是，这些信用证开立条款的约定一般都会被直接纳入开证申请人要求开证行开立的信用证条款当中，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基础贸易合同时信用证的源泉。

二、 申请开立信用证时基础合同对信用证的干预
　　一般我们认为开证申请人和开证行在开证时产生的申请开立信用证法律关系，此法律关系也和信用证法律关系相独立。我们承认申请开立信用证法律关系和信用证法律关系之间是独立的法律关系，但是不能否认在申请开立信用证时，基础合同对信用证产生的重大影响。
　　买卖合同的买方基于自己的方便等原因的选择，会选择一家银行做为信用证的开证银行对外开立信用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开证行对外开立信用证是应开证申请人的委托进行的，虽然开证行对外独立开立信用证的法律后果并不直接归于开证申请人，但是开证行对外开立信用证一般不得超脱于买方的指令。
申请开立信用证时，买方一般会向信用证开证行提交开证申请，或者签订申请开立信用证的合约，在此合约当中，买方也即是申请人会详细地就信用证条款的几乎全部内容做出详细的要求，这类要求和前面我们所讲的基础合同里的约定是一脉相承的，实际上也就是将基础合同里所约定的开证条款的内容以清晰的意思表示，指令或要求开证行如是办理。在申请人提交的开证申请并未违背UCP的强行规定的情况下，一般开证行均会按照申请人的要求对外开立信用证。
　　也就是说开证行对外开立的信用证实际上就是将贸易基础合同中某些条款对外进行了细化，使之符合UCP的要求，以及符合国际银行间标准实务的要求。

三、 不符点的提出与放弃中基础合同对信用证的干预
　　信用证能否充分地得到履行其法律要求表现为受益人提交的单据是否会出现不符点，或者说开证行是否会就受益人提交的单据做出单证不符的判断，再进一步则为开证行做出单证不符的判断能否成立或者是否最终放弃。
1、 不符点（DISCREPANCY）的根源
　　所谓不符点是指受益人提交的单据不符合信用证的约定的各明细内容。从其来源上来看有两类最常见的不符点。一类是根本性的不符点，即单据的产生本身已经不符合信用证的约定，从而导致不符点不可能也不应该得到弥补。比如信用证规定的装运期限，提单的出具日期已经超过了信用证规定的期限，受益人本身已经是延期交付货物，在此情况下，船运公司签发的提单上记载的装船日期已经不可能和信用证相符，此类不符点是根本性的不符，是不可修改的不符点，如果强行为了满足信用证的条件而使之相符，则会落入无尽的法律纠纷，在本文中我们不做阐述。
　　还有一类不符点是轻微的不符，或者是可修改的不符。主要表现为因为某种操作的失误而导致在单据上显示的内容和信用证规定不相符合，诸如打字产生的错误等等。此类不符合前者的不符有着质的区别，这些不符不是履行基础合同中产生的不符，而是信用证下出现的不符。但是此类不符同样可能导致不符点的主张得以成立，如果此类不符点符合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中的原则，则对开证行来讲一样可以达到拒付的条件。
2、开证行提出单证不符时基础合同的影响
　　从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的制定者角度而言，制定者希望通过惯例统一各方就单据是否符合信用证的不同认识从而达到较少不符点争议的目的出现。根据统一惯例的要求，开证行也应当是根据自己的判断对外独立做出单证是否相符的意思表示。
　　但事实情况却远非如此。信用证从其开立到接受单据再到最终付款有着一段时间，姑且不论是远期信用证，在即期信用证下，都会有相当一段时间，所以开证申请人一般均在开立信用证时提交部分保证金已开立信用证，待到开证行付款之时再将全部款项补足。这一信用证的强大的融资性质，导致单据到达开证行时开证行其实并没有完全的开证申请人的资金做保障，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利不受影响，或者为了使单据提示和最终付款之间产生缓冲，许多开证行在接到单据时首先即对外宣称不符，然后择机要求开证申请人提供充足资金后再行付款。从这一点上分析，开证合同能否履行严重影响了信用证关系的正常运转。
更为严重的是，即便是本文曾经提到的一些轻微不符点的出现，如开证申请人已经丧失了商业信誉，根本无力偿还信用证可能出现的垫款，则开证行会竭尽全力寻求不符点的成立，从而达到拒付信用证的目的，此时信用证基础合同开证申请人的情况对信用证交易产生了重大负面影响。
　　当然，如果开证行仅仅是因为申请人出现了某些状况而试图以不符点为借口达到拒付的目的，则受益人应当依据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的判断标准以及相关的司法实践队开证行的上述无理拒付采取法律措施，一旦这些不符点被认定为不成立，那么根据民法基本的原理故意促成条件不成就的人无权宣称条件不成就，开证行也就逃避不了付款的义务。
3、放弃不符点时基础合同对信用证关系的影响
　　我们在分析以上情况时曾经说过，单据的不符点存在诸多原因，有些不符点是根本性的不符点，不可能得到修改，这是单证之间的绝对不符。按照信用证交易的一般规则，在单证不符的情况下，开证行即无须对受益人进行付款，也即开证行对外做出的有条件的付款承诺的条件没有得到满足，开证行即享有脱离　　信用证关系约束的权利。那么是不是不符单据的提交开证行就确定不付款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在现实交易当中，受益人虽然提交的单据存在着不符点，此时受益人一般会跟申请人做出联络，寻求申请人对上述不符的确认，申请人一般会明确告知受益人，此类不符点他们会予以接受，受益人仍可迳行向开证行提交单据，并可获得付款。
　　开证行在接到此类单据时，也会通知申请人并告知申请人此类单据上出现的不符，如果申请人明确告知开证行，他们对此类不符点均会接受，此时开证行仍可对外做出付款的承诺。从这一点上分析，开证行的独立判断信用证不符权变成了首先由申请人判定，其次才是开证行对外做出意思表示。根据法律上的禁反言原则，开证行一旦同意对外放弃不符点，则开证行的付款应当是确定的，不可撤销的。
四、 基础合同对信用证的干预的利益分析
　　“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样一句话，在信用证交易的运行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我们之所以将贸易合同称为基础合同，即在于在此基础上的其它交易行为的运行都受其影响，如果没有基础合同的正常履行，就不能完全保证信用证关系的正常运行。
　　从利益角度出发，开证申请人和开证行之间一般均具有良好的商业往来关系，同理受益人和其往来银行（被指定银行）之间也一般具有良好的商业关系。开证申请人和开证行是利益的共同体，他们实际共同承担着对外付款的责任，尽管表面上时开证行对外付款，但是该款项实际仍应由申请人对外支付。而信用证下的各类单据只不过是经过银行的手而最终转移到开证申请人手中，单据所代表的货物是否能真正为申请人所需，是否回给申请人带来损失，直接影响着申请人是否真正愿意接受这些单据。在申请人愿意接受货物的情况下，任何单据表面上的不符点都是轻微的，在申请人根本不愿意接受货物的情况下，任何单据上的不符点都是重大的。从这一点上来说，不符点只不过是付款是否能够完成的一个托辞。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银行是依靠信誉生存的企业，如果银行在信用证的执行上经常会借口不符点是否成立来达拒付的目的，则该银行的商业信誉就会广受怀疑，直接的经济后果是此后的交易中当事方将不会接受此银行开立的信用证，这对经常拒付的银行来说是不利的。
　　但是出口方做为受益人一旦选择了信用证做为结算的工具，即应当充分利用该工具的优势，尽力正常履约，并努力防止出现单据中的不符点的存在，从而真正达到使得商业信用证转换为银行信用的目的，以使得自己的利益得到合理的保护。

作者单位：江苏唯衡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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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1964年12月）

根据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三五次会议的决定，对于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
一、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关押已满十年，确实改恶从善的，予以释放。
二、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战争罪犯，缓刑时间已满一年、确实有改恶从善表现的，可以减为无期徒刑或十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三、判处无期徒刑的战争罪犯，服刑时间已满七年、确实有改恶从善表现的，可以减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这个命令，由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1964年1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