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卫生保健专业、初中起点五年制大专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生参加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及执业注册问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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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政府


长沙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长沙市行政问责办法》的通知

长政发〔2010〕18号


各区、县（市）人民政府，市直机关各单位：

　　现将《长沙市行政问责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长沙市人民政府

　　　　　　　　　　　　　　　　　　　　　　　　 二Ｏ一Ｏ年八月十六日



长沙市行政问责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推进依法行政，强化行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和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实施了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影响行政管理秩序，或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造成较大损失或者不良影响的，依照本办法进行问责。
　　前款所称不履行法定职责，包括拒绝、放弃、推诿、不完全履行职责等情形；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包括无合法依据以及不依照规定程序、权限和时限履行职责等情形。
　　第三条　行政问责坚持实事求是、权责一致、错责相当、惩教结合、依法有序的原则。
　　第四条　行政机关公务员和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受到问责，同时需要追究纪律责任的，依照有关规定办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二章　行政问责的情形、方式及适用


　　第五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和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进行行政问责：
　　（一）违反依法决策、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要求，发生决策失误，造成较大经济损失、生态环境破坏或者不良影响的；
　　（二）违法或不当行使行政权力，损害公共利益、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或者造成不良影响的；
　　（三）对国家法律、法规或者上级国家机关的决策和部署执行不力、效能低下，给公共利益、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国家财产造成较大损失或者影响政府整体工作部署落实的；
　　（四）不认真履行管理职责，防范不力、处置失当，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遭受较大损害或者造成不良影响的；
　　（五）其他给国家利益、人民生命财产、公共财产造成较大损失或者造成不良影响的情形。
　　第六条　行政问责分为对行政机关的问责和对行政机关公务员、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的问责（以下统称问责对象）。
　　对行政机关的问责方式有：责令限期整改、责令公开道歉、通报批评、取消评先资格。
　　对行政机关公务员和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的问责方式有：告诫、通报批评、离岗培训、调离执法岗位、取消执法资格、责令公开道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
　　行政问责的方式可以视情况单独或合并适用。
　　第七条　问责对象具有本办法第五条所列情形，并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问责：
　　（一）干扰、阻碍问责调查的；
　　（二）弄虚作假、隐瞒事实真相的；
　　（三）对检举人、控告人打击、报复、陷害的；
　　（四）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从重情节。
　　第八条　问责对象具有本办法第五条所列情形，并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从轻问责：
　　（一）主动采取措施，有效避免或者挽回损失、影响的；
　　（二）积极配合问责调查，并且主动承担责任的。
　　第九条　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和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受到行政问责的情况，作为对单位进行考核的重要内容；受到行政问责的行政机关公务员和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取消当年年度考核评优和评选各类先进的资格；受到行政问责，同时需要作出其他相应处理的，依照有关规定办理。


第三章　行政问责责任的划分


　　第十条　行政问责责任分为直接责任和间接责任。
　　第十一条　批准人批准的事项，导致行政不良后果发生的，批准人负直接责任。因审核人玩忽职守或者工作失误，致使批准人不能正确履行职责，导致不良后果发生的，审核人负直接责任。因承办人弄虚作假、徇私舞弊或者工作失误，致使审核人或批准人不能正确履行职责，导致行政不良后果发生的，承办人负直接责任。
　　第十二条　承办人未经审核人审核或批准人批准，直接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导致不良后果发生的，承办人负直接责任。承办人不按照审核人审核或批准人批准事项实施具体行政行为，导致不良后果发生的，承办人负直接责任。
　　第十三条　因指令、干预，导致行政不良后果发生的，发出指令、干预的审核人或批准人负直接责任。
　　第十四条　集体研究作出的决定，导致行政不良后果发生的，行政首长负直接责任，持相同意见的人员负间接责任。
　　第十五条　因上级机关改变下级机关意见，导致行政不良后果发生的，上级机关行政首长负直接责任。
　　第十六条　两人以上（含两人）故意或者过失导致行政不良后果发生的，按各自所起的作用确定责任。


第四章　行政问责的主体、程序


　　第十七条　对行政机关行政问责的主体是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公务员和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行政问责的主体是本行政机关或者任免机关。
　　第十八条　监察机关（机构）按照管理权限负责行政问责的具体工作；没有设立监察机构的，由行政机关指定相关部门负责行政问责的具体工作，履行与监察机构相同的职责。
　　需要给予问责对象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处理的，由组织人事部门按照管理权限和规定程序办理。
　　需要取消执法资格的，由发证机关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九条　行政问责一般包括受理、初核、立案、调查、审查、决定等程序。
　　第二十条　监察机关（机构）按照管理权限负责行政问责的受理和初核工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监察机关（机构）应当受理或启动初核程序：
　　（一）行政机关首长作出指示、批示，要求进行问责或者可以进行问责的；
　　（二）本行政机关发现并认为需要进行问责的；
　　（三）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进行举报或申诉，要求进行问责或者可以进行问责的；
　　（四）上级领导机关或其行政首长作出指示、批示，要求进行问责或者可以进行问责的；
　　（五）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问责建议的；
　　（六）司法机关或者仲裁机构提出问责建议的；
　　（七）行政执法和执法监督机关提出问责建议的；
　　（八）审计、信访、维稳等部门提出问责建议的；
　　（九）经新闻媒体曝光，经查证属实需要进行问责的；
　　（十）其他需要受理或者需要启动初核程序的情形。
　　第二十一条　监察机关（机构）根据初核情况，应经集体研究，决定是否立案。涉及对行政机关或单位主要负责人进行问责等重大情形的，还应报请问责决定机关负责人决定是否立案。
　　经初核后决定不予立案的，应向原举报人、申诉人或建议机关及时回复；属于行政首长或上级领导机关指示、批示要求问责的，应向行政首长或上级领导机关说明不予立案的理由。
　　第二十二条　行政问责调查以监察机关（机构）为主，根据需要，可安排相关业务部门工作人员或专业人员参与行政问责调查。
　　行政问责调查应当由2名或2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接受调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情况。必要时，经监察机关（机构）负责人批准，可以调阅或暂予扣留、查封相关证据材料，接受调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
　　严禁以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式收集证据。以非法方式收集的证据不得作为问责的依据。
　　第二十三条　行政问责调查实行回避制度。参与调查人员与被问责对象、投诉人有近亲属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公正调查的，应当主动提出回避申请，是否回避由监察机关（机构）负责人决定；监察机关（机构）负责人的回避由问责决定机关负责人决定。监察机关（机构）或者其上一级机关，发现参与调查人员有应当回避的情形，应当直接决定该人员回避。
　　被问责对象和投诉人有权向监察机关（机构）提出要求调查人员回避的请求。
　　第二十四条　行政问责调查应形成书面调查材料，并提出初步问责建议。
　　第二十五条　监察机关（机构）应组织对书面调查材料和问责建议进行审查，并根据审查情况向问责决定机关提出问责建议。
　　提出问责建议时，应同时提供有关事实材料和情况说明，以及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
　　第二十六条　问责决定机关根据监察机关（机构）的问责建议，经集体研究后，应及时作出问责决定。
　　对于事实清楚、不需要进行问责调查的，问责决定机关可以直接作出问责决定。
　　第二十七条　作出问责决定前，应听取被问责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或被问责人员的陈述和申辩，并记录在案；对其合理意见，应当予以采纳。
　　听取被问责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或被问责人员的陈述和申辩，由监察机关（机构）具体负责。
　　第二十八条　行政问责应当制作《行政问责决定书》，行政问责自《行政问责决定书》作出之日起生效。监察机关（机构）根据问责决定机关的决定代为其草拟《行政问责决定书》，并负责将《行政问责决定书》送达被问责对象及其所在单位。
　　第二十九条　《行政问责决定书》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问责对象的基本情况；
　　（二）经查证应当进行问责的事实；
　　（三）问责方式和依据；
　　（四）不服问责决定的申诉途径和期限；
　　（五）问责决定机关的名称、印章和作出决定的日期。
　　第三十条　行政问责的调查处理应当在60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行政问责调查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办理期限，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30日。在问责决定作出后15日内，将问责决定报上一级监察机关备案。
　　行政问责的情况，应及时告知原建议机关，并根据情况向原举报人、申诉人反馈。
　　行政问责情况，一般应当公开。
　　第三十一条　对问责决定不服的，可自接到《行政问责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问责决定机关提出书面申诉。问责决定机关接到书面申诉后，应当在30日内作出申诉处理决定。申诉处理决定应当以书面形式告知申诉机关、申诉人及其所在单位。
　　申诉期间，不停止问责决定的执行。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法律、法规、规章对行政问责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三条　对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组织及其从事公务的人员和行政机关依法委托从事公共事务管理活动的组织及其从事公务的人员进行问责，适用本办法。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自2010年9月1日起施行，《长沙市人民政府行政问责制暂行办法》（长政发〔2003〕33号）同时废止。
　　附件：行政问责决定书






　　附件：



行政问责决定书




　　　　　　　　　　　　　　　　　　　　　　　　　　　　　　　　（　　　　　）　　　　　　决字第　　　号

　





关于×××××××的决定




　　第一部分：问责对象的基本情况。
　　第二部分：问责事实、问责依据、问责方式和生效时间。
　　第三部分：当事人不服问责决定的申诉期限及受理机关。


　　　　　　　　　　　　　　　　　　　　　　　　　　　　　　　　　　　　　　　　　　　决定机关（公章）
　　　　　　　　　　　　　　　　　　　　　　　　　　　　　　　　　　　　　　　　　　　　　年　　月　　日




　　本问责决定书一式（　　　）份。







岳彩申 西南政法大学 教授





关键词: 民间融资/民间借贷/金融监管/立法建议
内容提要: 解决我国民间借贷问题的基本出路在于通过法律创新形成制度激励，引导金融资源优化配置。民间借贷立法应当采用自然演进与建构相结合、一般规范与分类规范相结合的多层次立法体系。在重点借鉴美国、英国、香港地区及我国古代相关立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当前人民法院的司法实践和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情况，应当尽快修改相关法律并制定专门性法律文件。民间借贷的专门立法应当只对那些以营利为目的且专门从事借贷业务的机构和个人的商事借贷行为进行规范，重点是对主体准入、放贷利率、经营区域、放贷人的资金来源等加以规范。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正在从资本穷国变为资本大国，民间借贷规模和影响迅速扩大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2010年5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和2010年10月中共中央公布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都明确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背景下，迫切需要完善民间借贷的法律体系，保护民间资本所有者的正当权利，引导民间金融资源优化配置，提升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本文尝试从立法的角度探讨相关争议，为民间借贷立法提供理论上的分析和对策性建议。

一、关于民间借贷规制的路径和模式

有关规制民间借贷的立法虽然讨论了很多年，但有两个基本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一是哪些民间借贷行为应纳入法律规制的范围，即法律规制民间借贷的边界如何确定；二是应当由哪些法律规制民间借贷，以及是否应当制定统一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文本。前一个问题的核心是法律上如何确定规制民间借贷的范围，后一个问题的核心则是如何选择民间借贷的立法路径和模式。如何解决这两个问题，决定了民间借贷立法的基本思路、目标和体系。

（一）选择重点规制的路径

是否应当制定一个专门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文件以及如何建立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体系，理论上一直存在争议，立法上始终摇摆不定。解决这一争议的关键在于恰当区分民间借贷的种类和性质，再根据民间借贷的不同种类及特点选择相应的立法策略和规制路径。从法理上讲，民间借贷是放贷人让渡一定时间的资金使用权，到期后借款人还本付息的行为。也有学说认为货币一旦交付就转移了所有权转移，即所有与占有一致原则。[1]理论上对民间借贷的划分有多种方法，不以营利为目的有偿或无偿转让资金的行为应当认定为民事行为，一般公众在生活中发生的民间借贷多属民事行为。但以收取利息为目的的货币流通则具有资金融通的功能，具有了商事行为的性质。如果某一自然人、法人（银行业等金融机构因有专门法律规定不在此讨论）或非法人组织将发放贷款作为一种经营活动时，则具有营利性和反复性，应属商事行为。民间借贷行为性质的这种多重性不仅决定了相关立法的多层次性和复杂性，而且也成为选择规制路径的基本依据。

从金融制度变迁规律看，我国民间借贷目前处于从市场化显性信用阶段向规范化合法信用阶段转变的过程中，但并不是所有的民间信用形式都能够或适合纳入法律体系加以规制，一些地区的小规模民间借贷组织更适合以民间形式存在，以满足不同人群的融资需要。[2]从立法设计的角度看，对于民间借贷行为，建立全面规制的法律体系不但比较困难，也没有多大必要，世界范围内的这种立法范例迄今极为少见。因此，规制民间借贷的立法不宜选择全面规制的路径，而应当采取重点规制的路径，即只需要在多样的民间借贷中确定某些重要的方面加以规制即可。根据这样的思路，规范民间借贷的立法体系应当是一般性规制与专门性规制相结合的多层次立法体系。在多层次的立法体系下，根据借贷行为、借贷主体及借贷目的等不同因素，采用由普通法律、相关主体法律及专门的民间借贷法律进行分别规制的模式。根据我国金融市场的结构和法制现状，规范民间借贷的专门立法应当重点规制那些以营利为目的并专门从事借贷业务的机构和个人所进行的商事性借贷，主要包括对借贷主体的准入、借贷利率、借贷地域等加以规范。对于一般性的民间借贷即那些非专门性的私人借贷，因其通常只涉及借贷双方的权利义务，不会对其它人的利益产生影响，由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普通民事法律加以规范即可，无需引入过多的国家干预，也不需要再制定专门的法律加以规定。

（二）采用分类规制的模式

对于以营利为目的并专门从事借贷业务的机构和个人的借贷行为，不宜采用由一部法律进行全面规制的模式，而应当区别不同情况采用分类规制的立法安排：（1）对于私募基金，因其与一般直接融资不同，主要投资领域为证券市场中的股票和债券，而不是直接投向实体经济或解决人们的生活所需，故应将其纳入资本市场法制体系加以规制；[3]（2）对于间接融资中具有合作金融性质的合作基金会与金融服务社等，其性质和功能定位于民间的互助，应通过制定专门的合作金融方面的法律制度加以规范，如银监会制定的《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等。随着城乡统筹的发展和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推进，有关合作金融的立法应当扩大调整范围；（3）对地下银行（私人钱庄），因其脱离了法律的控制可能会积累很高的风险，故应设定合理的准入条件，将其纳入银行类金融机构体系，实施正式和有效的监管。银监会出台《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大致就是这样的路径；（4）对于专门从事贷款业务而不吸纳存款的金融机构，如财务公司、贷款公司等，应根据其性质不同，由专门的法律制度加以规范，如银监会颁布的《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贷款公司管理暂行规定》等。

上述四种民间借贷因具有特殊的法律性质，由相关主体法进行规范更为适当，专门的民间借贷立法不宜规定这些主体的借贷行为。按照分类规制的方式，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规范体系应包括三个部分：（1）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普通民事法律，规范非专门性的私人借贷行为；（2）相关主体法，规范特殊的民间借贷机构的借贷行为；（3）专门的民间借贷法，规定以营利为目的并专门从事借贷业务的机构和个人的借贷行为。本文所讨论的民间借贷立法问题主要是针对第三个部分。

在民间借贷立法中，以营利性为标准将民间借贷划分为民事性民间借贷和商事性民间借贷，是设计和检讨我国民间借贷立法科学性的重要依据。我国现行法律对于民事意义上的民间借贷，无论其是否有偿，在不违反四倍基准利率限制的条件下，都予以保护。对于具有商事性质的民间借贷，如果没有经法定机关核准并登记，则归入非法金融行为（如《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4条规定的非法金融业务）。由此观之，我国现行法律排斥和压制的是未经批准的商事性民间借贷。无论放贷主体是自然人还是法人或其它组织，只有取得法定机关的批准才能获得商事性民间借贷的合法主体资格。总体上讲，我们赞成现行法律对民间借贷的这一限制，因为借贷是银行业中最为核心的业务，对于金融体系和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稳定有直接影响。截至2010年11月，银行总资产超过92万亿，[4]占整个金融业资产90%以上。银行业的收入绝大部分来自于贷款业务，为了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保证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顺利实施，各国都对银行类金融机构的准入实施比较严格的监管。此外，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要求国有企业在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与借贷业务的任意民间化、商事化、扩大化存在冲突。因此，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解除金融抑制无疑是民间借贷立法的方向，但确定适当的法律限制仍然应当作为立法的基本原则。

在区别民事性民间借贷与商事性民间借贷时还应当注意，有偿与营利是两个既相互联系而又相互区别的概念，不能仅因有偿而认定为营利性行为，后者需具备连续性和职业性特征。多数国家的法律规定，一般民事主体偶尔从事营利活动，不属于商事行为。美国纽约州的《放债人法》第340条明确规定，个人或企业偶尔在该州发放贷款不需要遵守该法“禁止无牌照经营”的规定。实践中，民间借贷日益趋向专业化，某些民事主体反复涉诉，以民事性民间借贷的形式规避监管，实际上是在从事《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4条规定的非法金融业务。法律上如何对这种行为进行规制，应是民间借贷立法也必须解决的一个重点问题。

二、关于民间借贷主体的规制

既然不宜对民间借贷进行全面规制，那么，应当对哪些主体的借贷行为加以规制呢？同样是理论与实践中争议的焦点，也是立法中必须首先解决的一个难点。关于这一问题，以下两点最为关键。

（一）建立商事性借贷主体准入制度

在现行法律体系中，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涉及民间借贷主体的准入。在法律层面，《民法通则》第90条确立了民间借贷的合法性，但没有涉及民间借贷的主体问题。《合同法》第12章规定了借款合同的一般问题，第210条和211条分别规定了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时间及借款利率。在行政法规层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4条规定：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从事的下列活动：（1）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2）非经依法批准，以任何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进行的非法集资；（3）非法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票据贴现、资金拆借、信托投资、金融租赁、融资担保、外汇买卖；（4）中国人民银行认定的其它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在行政规章层面，《贷款通则》第61条规定企业之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变相借贷融资业务。在司法解释层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21条、122条、123条、125条分别涉及“公民之间的借贷”、“公民之间生产经营性借贷的利率”、“公民之间的无息借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以下简称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无效：（1）企业以借贷名义向职工非法集资；（2）企业以借贷名义非法向社会集资；（3）企业以借贷名义向社会公众发放贷款；（4）其它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行为。2008年4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将借款合同纠纷按照借贷主体类型划分为四种：（1）金融借款合同纠纷；（2）同业拆借纠纷；（3）企业借贷纠纷；（4）民间借贷纠纷。2010年11月22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具体解释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集资诈骗罪的适用问题。

根据上述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合法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法人之间以及自然人与其它组织之间的借贷。自然人之间的普通民事行为性质的借贷为法律所允许，但企业之间和带有经营性质的商事性民间借贷则一直受到法律的排斥。从民间借贷的作用及国外的立法经验来看，商事性民间借贷能够有效地克服国家信用的诸多弊端，其合理性与合法性应当获得法律的肯定。[5]从我国的现实来看，一方面金融机构网点分布不均，广大中西部地区的不少居民难以享受最起码的金融服务。据银监会统计，截至2009年6月末，全国仍有2945个乡镇没有银行业金融机构营业网点，分布在27个省（区、市），西部地区2367个，中部地区287个，东部地区291个。其中有708个乡镇没有任何金融服务，占金融机构空白乡镇总数的24%，分布在20个省（区、市）。[6]另一方面，现有的正规金融机构没有能力完全消化整个社会的融资需求，中小企业融资难、“三农”融资难一直困扰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商业性的民间借贷在农村借贷中占有20%以上的份额。[7]从国际范围内看，信贷机构是一个多层次的组织系统，完全靠正规金融机构、大银行难以覆盖全部融资需求，而且风险也过于集中。美国、英国、爱尔兰、南非、香港等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体系，从制度上促进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发展，推进民间信用体系建设也应该成为我国现阶段金融市场建设的重要内容。[8]

为了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2004年以来的中央七个“一号文件”都涉及“发展农村小额信贷和微型金融服务”的问题。2008年5月，人民银行、银监会联合发布了《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鼓励和指导各省积极开展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工作。《意见》的出台是我国民间金融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意义的事件，为商事性民间借贷的发展提供了契机。2007年10月人民银行起草的《放贷人条例（代拟稿）》（以下简称《条例》）报送国务院法制办，2009年列入国务院法制办的二档立法计划。《条例》在市场准入方面允许符合条件的个人注册后从事放贷业务，并规定符合条件的企业和个人都可开办借贷业务。2010年人民银行向国务院法制办报送的《贷款通则》修订稿扩大了借贷主体的范围，对于未经批准设立为放款人的非金融企业和个人，允许在限制总额、笔数和利息收入的前提下从事放贷行为，进一步放松了对民间借贷主体准入的管制。

综合《意见》和《条例》的有关规定及目前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现状，笔者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完善对商业性放贷人准入的规范：

一是通过确定注册资金的方式限定主体范围。由于放贷人“只贷不存”，作为经营货币的资金密集型行业，注册资本应当高于我国《公司法》对于普通公司的一般规定。《意见》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类的小额贷款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500万元，股份有限公司类的小额贷款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1000万元，我们认为是合适的，高门槛可以过滤一些不合资格的放贷人进入这种风险行业，也为整个金融安全网的构建提供了屏障。尽管美国一些州对金融公司的准入资本门槛并不高，[9]如美国加州成立一般的金融公司最低注册资本为2．5万美元，但美国的市场体制和市场约束机制都比较成熟，这些公司必须接受更多的市场约束，日后才能够通过市场渠道融入资金放贷。当前，我国的市场制度尚不完善，通过注册资金适当限制民间借贷市场的准入范围是非常必要的。考虑到自然人在民间借贷领域的传统地位，参考有关国家立法现状，自然人作为放贷主体资格应当通过申请注册予以确定。自然人依法对外承担无限责任，可以不设资本金要求，但在考虑自然人作为民间借贷主体的准入资格时，应当同时考虑其退出机制及个人破产制度，并作为配套制度应早日纳入立法议程。如果缺乏个人破产制度，自然人作为民间商事性借贷的主体则无法切实承担无限责任，从而影响民间借贷制度的实施效果。

二是通过申请人资格审查方式限定主体范围。放贷人资格的审查应当重视对申请人和主要股东、高管人员的“软信息”审查。与一般工商企业不同，民间放贷行业极易与犯罪联系，如雇佣黑社会性质组织收债、洗钱、发放高利贷、强迫欺诈交易等等，因此必须在准入门槛上警惕那些不适格的主体（如有犯罪前科的申请者）进入民间借贷市场。在美国纽约州申请放贷人牌照需经历严格而复杂的“背景审查”程序，为此需要提交的资料多达11项，包括信贷历史记录、过去十年的民事诉讼和破产诉讼记录、犯罪记录（包括重罪、轻罪和违规）、教育经历、从业经历等等。此外，合伙人、股东、高管、董事等还需要通过提交指纹程序，审查有无犯罪记录。在我国香港地区申请放债人牌照，首先由警方调查申请人有没有黑社会背景，证实“身家清白”后才交法庭审理，但亦非由法官一人决定，而是由两名市民协同审查，经三人一致通过后才能发放牌照。我国民间借贷的专门立法应当重点规定这方面的程度和条件。